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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政黨制度:人類政治文明的中國貢獻
2019年10月09日 15:24 來源:《山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7期 作者:孫存良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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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新型政黨制度以人民利益為基本價值,是增強政治認同的制度保證;以團結合作為基本形式,是現實政治整合的制度設計;以協商討論為基本方式,是達成政治共識的制度安排。新型政黨制度,既植根于中國大地、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又蘊含一般政治理念、具有重要世界意義,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新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關鍵詞]新型政黨制度  政治文明  中國貢獻

  作者簡介:孫存良(1978—),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政治。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金一般項目“選舉民主與美國政治極化研究”(項目編號:16BKS083)階段性成果。

  1949年9月,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等參加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通過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等重要文件,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會議制度正式確立為新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偉大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既植根于中國大地、具有鮮明中國特色,又蘊含一般政治理念、具有重要世界意義,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新成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新型政黨制度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1]70年來,新型政黨制度與共和國一同成長、一同進步,愈益顯示出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在中國和世界政治發展中不斷放射出奪目的光彩。

  一、新型政黨制度以人民利益為基本價值,是增強政治認同的制度保證

  政治認同是人民對政治制度的支持認可和對政治共同體的心理歸宿感。美國政治學者羅森堡姆指出:“政治認同是指一個人感覺他屬于什么單位(國家、民族、城鎮、區域)、地理區域和團體,在某些重要的主觀意識上,此是他自己的社會認同的一部分;特別地,這些認同也包括那些他感覺到要強烈效忠、盡義務或責任的單位和團體。”[2]只有增強政治認同,才能減少執政成本,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增強人民的政治認同,有很多途徑,但最基本的途徑是政治制度能夠反映人民意愿、回應人民訴求、代表人民利益。“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3]新型政黨制度是反映、表達和實現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重要渠道,這為增強人民群眾的政治認同提供了制度平臺。

  政黨是階級的組織,集中代表一定階級、階層或社會集團的利益。“黨是階級的先進覺悟階層,是階級的先鋒隊。”[4]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是新型政黨制度的主體,雖然所代表的群體有所側重,但是都代表著中國人民的利益。在我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據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這馬克思主義政黨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體現,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人民性的基本要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強調:“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5]中國共產黨首先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第一位的就要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其次還要代表作為工人階級天然同盟軍農民階級的利益。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是自己是工人階級政黨,代表廣大工農階級的利益。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完善,我國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變化,出現了新的社會階層,社會更加多元化。同時,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作為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還要具有巨大利益包容性和兼顧性,代表包括新的社會階層在內的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以擴大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不斷鞏固黨長期執政的根基。

  從理論上來說,最廣大人民與全部人民的內涵和外延是不同的,全體人民的范圍要大于最廣大人民,聲稱代表全體人民的政黨也就不能稱其為“政黨”。對于知識分子、工商業者等其他社會階層利益的代表,中國各民主黨派發揮著重要作用。比如,中國民主同盟主要由從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學技術工作的高中級知識分子組成,中國民主建國會主要由經濟界人士組成,中國農工民主黨主要由醫藥衛生界高中級知識分子組成。作為各團體、各階層的代表,各民主黨派成員一般學歷高、收入高、地位高,他們視野比較寬廣,思考問題比較深刻,在反映特殊群體的利益方面有著自身的優勢。當然,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所代表的階級階層并不是絕對劃分的,并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只代表工人、農民的利益,不代表其他階層的利益;也不是說各民主黨派只代表知識分子、工商業者的利益,不代表工人、農民的利益。事實上,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代表著全國各個方面的利益,而且民主黨派也經常反映工人、農民等階級階層的利益。在中國,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秉持公心,堅持人民利益至上的理念,在代表人民利益方面相互協調、相互配合,統籌兼顧了社會各階層各方面的具體利益,充分代表、照顧和協調不同群體的利益,最大限度實現和發展了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

  新型政黨制度代表人民利益,主要通過貫徹群眾路線,深入群眾、深入基層,了解群眾需求。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也是民主黨派的重要工作方式。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是貫徹踐行群眾路線;民主黨派每年的視察、調研,反映社情民意,也是貫徹踐行群眾路線。新型政黨制度堅持群眾路線,主動了解群眾需求的方式,雖然不同于公民政治參與,但是也能夠代表人民利益,而且更適合受幾千年專制傳統影響、公民不愿參與的中國國情。這實質上是一種“逆向參與”,有效發揮了政黨制度政治參與、利益表達的功能,增強了人民對政治制度的認同。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指出:“一個強有力的政黨體制有能力做到兩條。第一條是通過體制本身擴大政治參與,從而達到先發制人的目的并使紊亂或革命的政治活動無法展開。第二條是緩解和疏導新動員起來的集團得以參與政治,使其不至于擾亂體制本身。”[6]事實證明,新型政黨制度有利于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展現了強大適應性。從一定意義上說,正是新型政黨制度能夠擴大政治參與、代表和反映各階層各方面的利益,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保證了廣大人民群眾享受到了改革發展成果,全國貧困人口大幅減少,城鄉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現,我國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覆蓋人口最多的社會保障體系,人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高、福祉不斷增進,逐步從短缺走向充裕、從貧困走向小康,從而使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新型政黨制度能夠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在中外歷史相當長的時期,“黨”都是從負面、貶義意義上來說的。在中文中,《說文解字》將黨釋義為“尚黑”。中國古代認為,“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吾聞君子不黨。”中國歷史上的朋黨之爭、結黨營私等,都反映了對政黨的負面評價。現代意義上的政黨起源于西方,最初對其的評價也是負面的。從詞源學上來說,政黨的英文party來源于拉丁語的partire,本身就具有部分、分開的含義。最初,政黨概念也是與派系混為一同的。正因為政黨不代表整體利益,因而在西方早期對其都具有反感、抵制的態度。作為較早討論政黨的學者,柏林布魯克(Bolingbroke)曾指出:“政黨之治理……必終結于派系之政府。……政黨乃政治之邪惡,而派系則為所有政黨中最惡者。”[7]美國建國之父受古典共和主義思想的影響,對政黨持一種懷疑和抵制態度,在《聯邦黨人文集》中對所謂“派系”即政黨的批判,體現了把政黨視為邪惡的東西。美國獨立建國之后,華盛頓等政治精英認為政黨只能腐蝕和毀滅新生的共和國,是政府“最險惡的敵人”“最可怕的災難”。1796年華盛頓在離任時發表的告白詞中說道:“黨派終將成為狡猾奸詐、野心勃勃、毫無原則的人顛覆人民權力的政治工具。”[8]人們之所以對政黨呈負面評價,主要原因是政黨是代表部分而不是全體人民的利益。雖然近代以來西方政黨在推動政治革命、民主政治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正面評價不斷增多,但西方政黨代表部分群體利益的現實仍沒有改變。西方政黨往往為了所代表的少數人、利益集團的利益,往往置人民利益、公共利益于不顧,更談不上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恩格斯曾對美國兩大政黨提出過尖銳的批評,指出:兩大幫政治投機家“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臟的手段來達到最骯臟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9]而新型政黨制度以人民利益為價值追求,超越了黨派利益、少數人的利益、利益集團的利益,實現了政黨制度的創新發展。

  二、新型政黨制度以團結合作為基本形式,是現實政治整合的制度設計

  政治整合是將不同的政治力量有機融入到一個政治共同體的過程和結果。現代社會是多元社會,存在不同的政治力量。戴維?米勒指出,“現代國家的文化信仰的差異,使得社會變得分裂。在許多國家中,人們由于種族關系、宗教信仰、個人道德觀、生活價值觀、藝術品位、音樂口味的差異,其公民認同正在變得千差萬別。在這些領域里,人們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存在著一致性了。”[10]不同政治力量的存在,給社會帶來了活力,但要整合不好容易造成政治沖突。只有把不同政治力量吸納到政治體制中,有機整合為一個統一體,才能確保政治共同體的穩定和諧。新型政黨制度是一種合作型政黨制度,能夠把不同政治力量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為實現共同的政治目標而奮斗。

  新型政黨制度成立的初衷就是要團結各民主黨派,與各民主黨派協商建國。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中建立起了親密的合作關系。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的“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得到了中國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的積極響應。他們公開表示,愿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共同為建立新中國而奮斗。在新中國籌建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就重大問題進行了積極合作協商。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這種合作關系得以延續,共同參加新中國國家政權建設。1993年3月,第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為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團結合作,提供了根本法律保障。

  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黨制度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關系。新型政黨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國家的兩黨或多黨競爭制,也有別于有的國家實行的一黨制,共產黨與參加合作的各政黨之間不是平分秋色、輪流執政或者執政黨與反對黨的關系,而是一種合作型的政黨制度。這種合作型政黨關系,以“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為基本特征,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主要方針。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新型政黨制度的前提和關鍵。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在長期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形成并鞏固起來的,既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也是現實的必然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作為中國的執政黨,處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地位。當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是組織領導,而是政治領導,也就是對政治方向、政治原則和方針政策的領導,而在黨際關系上是平等的。各民主黨派不是反對黨、在野黨,而是“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毛澤東說過:“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11]各民主黨派參政決不只是一句口號、一句空話,而是有著實實在在的內容,各民主黨派成員既在國家權力機關中占有適當數量、一定名額,擔任國家及地方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的領導職務,還可以通過人民政協等渠道參加國家重大事務的協商等。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的這種關系,可以形象地比作是“眾星拱月”。中國共產黨就是“月”,民主黨派是“眾星”,他們圍繞在“月”的周圍,形成一幅完美的景象。可以說,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既發揚了民主,又實現了集中,形成了推進共同事業發展的強大合力。

  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能夠團結合作,還有著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礎。在不同時期,思想政治基礎有所不同。在當今,共同思想政治基礎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長期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方向,是全國人民團結的旗幟、奮進的旗幟、勝利的旗幟,也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正是在這一思想政治基礎上,確保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同心同德、同向同行。

  作為合作型政黨制度,新型政黨制度確保了中國政治制度能夠整合各種政治力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和意志,把全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層緊緊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形成建設國家的強大合力,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團結就是力量,團結越緊力量越大。這是我們最大的優勢,也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鄧小平強調,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行多黨派的合作,這是我國具體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12]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成功應對一系列重大風險挑戰、克服無數艱難險阻,有力應變局、平風波、戰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機,中國高鐵、中國核電、中國衛星等“中國名片”影響世界,將世人眼中一系列“不可能”變為“可能”,辦成一系列大事好事難事,彰顯了中國力量,產生了中國震撼。“中國之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制度支撐作用。中歐數字協會主席路易吉·甘巴爾代拉認為,“中國之所以成功,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的制度優勢。中國政治制度的突出優勢在于,中國共產黨能夠團結其他政黨,在共同協商的基礎上制定出務實而長遠的發展規劃,并且一道為實現遠大目標而奮斗。這在世界上其他國家中是很少見的。”[13]

  新型政黨制度這種團結合作型的政黨關系,可以有效凝聚社會各方面力量,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內耗,超越了兩黨制和多黨制的競爭型政黨關系。人類社會組成政治共同體的初心,就是有效整合內部力量,以應對各種挑戰,實現共同的目標。作為組織社會的政治制度,應當聚合不同的政治力量,而不是割裂社會、制造政治分裂和對抗。以相互競爭為核心的兩黨制和多黨制的競爭型政黨關系,最大的問題是往往淪為政治惡斗、相互攻訐,反對黨以“我辦不成事,也不讓你成事”的心態,為了反對而反對,“否決政治”現象不斷出現。比如,美國兩黨爭斗導致的政治極化現象,已經成為影響美國政治的一大弊端。2018年10月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諾,兩大政黨在參議院投票時完全以政黨劃線,共和黨參議員都投了贊成票,而民主黨參議員都投了反對票,雖然以50票贊成、48票反對的結果獲得了通過,但兩黨政治的惡斗與算計加深美國社會原已嚴重的分歧裂痕。2018年12月22日至2019年1月25日,美國共和黨總統特朗普和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圍繞57億美墨邊境修墻預算相持不下而出現了長達35天的史上最長“停擺”,大量政府服務被終止,數十萬政府雇員失去收入來源,充分暴露了美國政黨制度、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如果說形成于西方國家的兩黨制和多黨制,在西方國家還能夠有效運行的話,那么移植到一些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之后則往往是災難性的,嚴重的水土不服,造成黨爭不斷、政局不穩,國家長期處于動蕩之中。像亞洲的印尼、菲律賓,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尼日利亞,拉美的墨西哥等,選舉暴力不斷,社會嚴重對立,人們遭受嚴重災難。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過,他到一些國家訪問時,不少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羨慕我們的多黨合作制度,說他們就缺少像中國民主黨派這樣跟執政黨通力合作的政治力量,各政黨相互爭斗,不僅很難干成什么事,而且造成社會政治動蕩不已。[14]政黨之間的相互掣肘,還導致政治決策效率低下,甚至一些正確政策或對社會有利的議案和法案,由于政見分歧而難以通過和付諸實施,更難以迅速有效應對重大事務及突發緊急事件,影響國家治理能力。比如,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小布什政府提出700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但由于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斗爭該計劃卻在眾議院遭到否決。后來,經過修改的救市方案雖然獲得了通過,但是錯過了救市做好的時機,影響了民眾的信心,導致股市暴跌。新型政黨制度,既可以有效避免一黨制因缺乏有效監督而走向專制獨裁,又可以有效避免多黨制下惡性競爭導致政治對立和沖突,確保了政治共同體的團結力、凝聚力。

  三、新型政黨制度以協商討論為基本方式,是達成政治共識的制度安排

  共識是合作共事之基、團結奮斗之要。政治共識是人們對于政治理念、政治規則、政治政策等一致意見。沒有政治共識,政治共同體就難以和諧穩定。政治共識的達成需要有效的溝通協商。“所有政治行為都是對溝通的這種或那種方式的反映。”[15]新型政黨制度的主要運行方式,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就國家政治生活等方面的重大問題,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人民政協或直接溝通協商。這種政黨協商,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達成政治共識的有效制度安排。

  不同于選舉民主,協商民主強調公共理性,以實現共同體利益最大化為價值目標。作為社會共同體的人,不僅具有個人理性,而且還有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指公民在處理公共事務時,不只是考量個人利益,而且還根據個人理解提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最佳方案。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認為,“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們的理性目標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義觀念對社會之基本制度結構的要求所在,也是這些制度所服務的目標和目的所在。”[16]正因為人民具有公共理性,在協商討論中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有利于政治共識的達成。同時,公民對公共事務討論協商的過程本身就是凝聚政治共識的過程。民主絕不是共同體中每個人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對每個人的不同利益進行整合,找出最大公約數。公民的偏好不是固定不變的,通過協商討論,公民把各方面的利益和各種觀點表達出來,在聽取他人的意見之后,自己的偏好和觀點往往會改變。最后協商達成的方案,是在綜合比較分析中形成的更加理性、更加完善、更加優異的方案。這樣協商討論的過程,不是“輸者全輸、贏者通吃”的零和博弈,而是充分考慮各方面意見和利益的共贏,也就是凝聚各方面共識、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協商民主更像是公共論壇而不是競爭的市場,其中,政治討論以公共利益為導向。在協商民主模式中,民主決策是平等公民之間理性公共討論的結果。”[17]這種以協商民主的方式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體現了人民民主的真諦,提升了民主的本質。

  新型政黨制度,既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強調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注重協商討論解決公共問題,是達成政治共識的有效方式。“人民內部各方面廣泛商量的過程,就是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過程,就是統一思想、凝聚共識的過程,就是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過程,就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過程。這樣做起來,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礎,也才能凝聚起強大力量。”[18]新型政黨制度的政黨協商,主要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以實現共同體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導向,通過會議協商、約談協商、書面協商等形式,就重大公共問題進行理性討論、相互溝通、坦誠交流,達成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政治共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下,通過多種形式的協商,廣泛聽取意見和建議,廣泛接受批評和監督,可以廣泛達成決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識,有效克服黨派和利益集團為自己的利益相互競爭甚至相互傾軋的弊端;可以廣泛暢通各種利益要求和訴求進入決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為了維護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固執己見、排斥異己的弊端;可以廣泛形成發現和改正失誤和錯誤的機制,有效克服決策中情況不明、自以為是的弊端;可以廣泛形成人民群眾參與各層次管理和治理的機制,有效克服人民群眾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治理中無法表達、難以參與的弊端;可以廣泛凝聚全社會推進改革發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項政策和工作共識不高、無以落實的弊端。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所在。”[19]

  新型政黨制度以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會商量為鮮明特色,有利于把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吸納到政治決策之中,推動政治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舊式政黨制度以選舉民主為主要運行方式,不僅難以凝聚政治共識、尋求最大公約數,而且容易分化人民、制造社會分裂。選舉民主的思想基礎是個人主義,核心是爭取人民的選票,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的裁定。在舊式政黨制度下,各政黨為在競爭選舉中勝出,就必須對社會群體進行“切割”,劃分敵我友,搞清楚“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朋友”,把“把自己的人團結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以贏得多數選票。為此,各政黨不僅要正面宣傳自己,而且還要進行負面文選,攻擊和丑化對手,把具有不同利益和價值的社會群體的矛盾公開化,造成社會對立和沖突。正是由于選舉民主的內在局限性,決定了它難以達成政治共識。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西方的興起,很大程度上是對選舉民主的反思和糾正的結果。但在西方社會,競爭性選舉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標準,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拜物教”,協商民主的發展受到巨大限制。目前,西方國家的協商民主實踐主要在基層領域進行,而且影響非常有限。當然,指出選舉民主的局限性,并不是完全否定選舉民主的價值,而且新型政黨制度也不是沒有選舉民主。任何協商討論都不可能無限進行下去,在協商討論之后必須進行投票表決。新型政黨制度優越于舊式政黨制度之處,在于把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相互補充、相得益彰,既尊重了多數人的意愿,又照顧了少數人的合理要求,保障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民民主,凝聚了政治共識。李維漢指出:“政治協商是我國實現人民民主的重要方法。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內部關系是經過協商來調整的,國家事務中的重要問題是協商成熟而后決定的,國家的選舉也是經過協商提名的。正是由于在協商過程中反復地交換了意見,展開了爭論,從而辨明了是非,達成了協議,在進行選舉和通過議案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地常常出現最大多數一致以致全體一致的贊同和決議。”“政治協商的好處在于既能實現最大多數人民的民主權利,又能尊重占少數地位的人民的民主權利,在經過充分協商之后,使各方面的政見在基本上達成適當集中和統一。”[20]

  結語

  對人類政治文明作出更大貢獻,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和責任擔當。早在1956年毛澤東就指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21]改革開放之后,鄧小平強調,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22]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優勢和特點充分發揮出來,為人類政治文明進步作出充滿中國智慧的貢獻![23]新型政黨制度體現了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的中國特色和中國智慧,是中國共產黨對人類政治文明作出的重大貢獻。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充分說明新型政黨制度具有巨大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為我們堅定政治制度自信提供了底氣和勇氣。

  收稿日期:

   注釋:

  [1] 習近平:《堅持多黨合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18年3月5日。

  [2] [美]威爾特 ?A?羅森堡姆:《政治文化》,陳鴻瑜譯,桂冠圖書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6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頁。

  [4] 《列寧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頁。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頁。

  [6] [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上海世紀出版社集團2007年版,第344頁。

  [7] [意]G.薩托利:《政黨與政黨體制》,王明進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16頁。

  [8] George Washington, Farewell Address, September 19, 1976. George Washington, Writings, New York: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97,p.968.

  [9]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頁。

  [10] David Miller, “Citizenship and Pluralism”, Political Studies,1999,XLIII, pp432-450.

  [11]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頁。

  [12]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頁。

  [13] 《“在新時代煥發更強的生命力”——國際社會積極評價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人民日報》2018年3月7日。

  [14]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557頁。

  [15] [美]邁克爾?羅斯金等著:《政治科學》,林震等譯,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頁

  [16] [美]約翰?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萬俊人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226頁。

  [17] Carolyn Hendriks, “The Ambiguous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Refere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Jublilee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October 2002, p6.

  [18]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73—74頁。

  [19]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頁。

  [20] 李維漢:《李維漢文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321頁。

  [21]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頁。

  [22]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頁。

  [23]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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