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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我改造到相互改造:對外開放40年再審視
2019年12月08日 08:10 來源:《浙江社會科學》2018年08期 作者:楊雪冬 字號
關鍵詞:對外開放;自我改變;相互改變;再審視

內容摘要:對外開放40年,既是中國社會經濟生活發生深刻變革的40年,也是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歷史性變化的40年。

關鍵詞:對外開放;自我改變;相互改變;再審視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楊雪冬,博士,中央編譯局研究員。

    關鍵詞:對外開放;40年;自我改變;相互改變;再審視

    內容提要:對外開放40年,既是中國社會經濟生活發生深刻變革的40年,也是中國與世界關系發生歷史性變化的40年。對外開放的內容不斷拓展豐富,對外開放、對內開放和開放的世界已經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執政黨的主導下,對外開放圍繞國內改革發展重點的轉移不斷升級轉型,經歷了從“引進來”的單向開放到“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對內對外開放并舉的雙向開放,從重點促進國內改革的單一目標向促進國內改革與推進國際制度變革并重的雙重目標雙重轉型。執政黨也經歷了從改變觀念到提升能力的轉變。改變自我與相互改變是開放的基本主題。盡管對外開放深受國內因素和國際環境的制約,但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已經不可能關閉。在新的時代起點上,要用更長遠的世界眼光和更全面的大局觀來重新審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尋找在相互開放中共同改變的合理路徑和可行選擇。

    標題注釋: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專項課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基礎理論研究”(18VSJ002)的中間成果。

  

  盡管在中國歷史上不斷有改革出現,但只是近代以來,改革才具有了開放的外向維度。在國際交往不斷發展的條件下,任何一項改革都不是封閉、孤立展開的,既要解決內部問題,也要協調外部關系,適應國際環境。對外開放既是改革不可或缺的內容,也是改革成功與否的重要條件,具有改變自己適應國際環境和營造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國際環境的雙重功能。

  1978年以來的改革尤其如此。對外開放成為推動改革事業的價值理念、目標愿景、策略手段以及動力機制,貫穿于國內改革的始終。并且在國內改革遭遇低谷挫折的關節點上,開放發揮了增強動力、穩定方向、升級層次以及營造有利國際環境等多重作用。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綜合實力快速提升,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與國際社會相互間有了新的期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不僅要有助于鞏固和深化國內改革,也要滿足國際社會的期待,推動國際秩序的變革。

  本文將放寬視野,以近代以來中國對外開放的歷史為背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處理對外關系中的探索和經驗教訓為前提,重點分析改革開放40年中對外開放主題的轉變,討論不同時期主題轉化的原因及其產生的影響。短暫的40年里出現過三次主題轉變。第一次是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后通過改變態度來主動融入世界;第二次是21世紀以來,尤其是加入WTO之后,通過提高能力來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第三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后,通過更加主動參與國際事務開啟的自我與國際社會的共同改變。文章最后將簡要總結對外開放40年的成就,并展望下一步開放面臨的挑戰。

  一、開放:未竟的事業

  開放式的改革是近代以來的現象。1840年在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逼迫下中國開始被動開放。由此,作為后發趕超型國家,對外開放成為整個民族的心結、整個國家的歷史使命、整個社會的期待,被賦予了“開啟民智”“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等明確的目標。不同時期的執政者也嘗試采取了興辦現代工廠、舉辦現代學校,學習現代科學技術以及各種形式和內容的現代制度改革嘗試,以應對內部和外部環境的變化。這些探索和嘗試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但是已經表明中國開始有意識地加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之中。因此,著名歷史學家胡繩曾經說,“近代中國是不是一個對世界開放的國家?這也許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①

  遺憾的是,清末制度壅塞,民心渙散,國力凋敝,主權破碎,盡管西學東漸成為社會的普遍心態,以西方為師、以外國為師成為少數先進分子的優先選項,但是,各種嘗試都難以持久,受挫中斷,陷入毛澤東所說的“很奇怪,先生為什么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②

  盡管中國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但是對外開放帶來了深刻的變革。一方面開放是近代以來才在中國社會逐漸興起的價值理念,帶有強烈的對外指向和主體間性,是社會進步、國家現代化、個人發展等現代性構建的表現特征和衡量標尺;另一方面通過開放,中國在現代世界中的基本方位被確定下來,中國既不是孤立于世界,也不是天下的中心。進而在與世界的交往過程中,通過劇烈的內部變革,中國徹底改變了近代以來自身與世界的關系,為雙方重新認識彼此,審視自我提供了新的坐標。

  顯然,對外開放要從一種理念價值轉變為普遍的制度性實踐,從少數群體的特權轉變為全社會的慣習,必須獲得國家制度的有力保障,以國家的獨立自主行為實現。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是國家成功發展戰略的兩面,缺一不可。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條件,沒有主權的獨立,決策的自主,就不會有國家主導的對外開放;后者是前者的有效延展,在這個開放的世界,任何國家都無法孤立存在,更無法只靠一己之力實現發展,對外開放實際上是將國家主權和自主性在國際社會中更有效地應用,易言之,成功的對外開放必然是保持國家自主性的開放。

  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總結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將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等成功經驗,從而克服了近代以來主權破碎,國家軟弱,組織渙散、主體缺位的積弊。在取得成功的同時,并沒有走向自我封閉,在思想認識上放棄近代以來植根于社會的對外開放意識,并且將爭取更多國際支持和資源作為重要的戰略策略選項。例如,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明確指出,中國已緊密地與世界聯成一體,“中國無論何時也應以自力更生為基本立腳點。但中國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國與世界緊密聯系的事實,也是我們的立腳點,而且必須成為我們的立腳點”。③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制度層面上和觀念層面上實現了獨立自主。在開放條件下,這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國家主權獨立和完整是保證國家自主性,避免外部干預的制度性前提;從本國國情出發,建立一套自己的觀念體系,是保持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主體性,避免整個社會陷入盲目崇外的思想前提。制度和觀念的獨立自主,既是對近代以來對外開放中深刻教訓的有效回應,也為1978年后對外開放的順利推進提供了前提和支撐。

  對于一個主權國家來說,國內政策總是優先于對外政策,并且決定著對外政策的走向。而對于一個剛成立就面臨著冷戰環境的國家來說,政權穩定、確保執政地位更是各項決策中的優先選項。因此,建國后,主要決策者在國家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判斷上,更多時候是從政治上考慮,誤判,甚至夸大了內外部階級斗爭的嚴重性,放棄了曾經堅持的經濟建設優先的判斷,不斷發動各種形式的政治運動,展開階級斗爭。國際環境的變化也不斷強化這種判斷,國內的“斗資批修”擴展到國際上的“反帝反修”。敵我矛盾始終是分析和解決國內和國際問題時要抓的主要矛盾。“對外封閉”和“對內以階級斗爭為綱”互為表里,相互強化,導致了一系列決策失誤,對外開放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間。

  《中國共產黨歷史》在總結這段歷史的時候說,歷史經驗表明,國內政治與國際形勢之間有著密切聯系,很容易用國內政治判斷來擴大國際形勢,也會用國際形勢來激化國內政治。“對國際形勢的過于嚴重的估計和過度的反應,就使得黨內容易接受當前國內的階級斗爭日趨尖銳的錯誤論點,容易接受國內階級斗爭和黨內斗爭是同國際階級斗爭緊密聯系的錯誤論點。這是階級斗爭擴大化迷誤日益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④

  盡管在美蘇對立的國際冷戰格局下,中國選擇了“一邊倒”戰略,將開放限定在前蘇東集團,但是決策者始終關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沒有停止對如何創造更有利于自己的國際環境、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部資源實現自身發展的思考和探索。在50年代,中國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探索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毛澤東在審閱八大政治報告時強調指出:“為了和平與建設的利益,我們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系。”⑤60年代初期中蘇關系趨于緊張后,毛澤東曾考慮擴大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交往,引進先進技術設備。他甚至提出:在一定時候,可以讓日本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向他們學技術。⑥為了爭取對自己更加有利的國際環境,60年代毛澤東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理論”,以爭取美蘇兩大國之外更多的國家支持。這個思想在70年代初發展為“三個世界理論”。中國將自己明確定位為第三世界,為國際關系中淡化意識形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前提。

  在這種認識的推動下,1970年10月和11月,中國先后同加拿大和意大利建交,1971年5月又同奧地利建交。1971年10月,中國恢復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隨著美國總統尼克松在1972年訪華,中美關系也開始解凍。中國又先后同比利時、日本、聯邦德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一批國家建交,中英和中荷外交關系從代辦級升格為大使級。至1973年底,中國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建交的過程。

  在與發達國家關系改善的背景下,1973年啟動了被稱為“四三方案”的大規模設備引進、經濟交流活動。這是“文革”期間最大的引進工程,也是繼“一五”計劃后第二次引進外國先進技術設備規模最大、種類最多的方案。在這個過程中,不僅要解決設備引進產生的技術、管理上的問題,更需要應對當時政治環境下盛行的“里通外國”“洋奴哲學”等政治攻擊。盡管如此,這些舉措蘊含著對外開放的理念,可以被視為對外開放戰略的先聲。曾經直接參與這項工作的陳錦華評價說,這個工作“使我們較早地從蘇聯、東歐國家轉向西方發達國家,轉向積極全方位地參與經濟全球化”。⑦

  新中國的對外關系深受冷戰的國際背景和階級斗爭的國內環境制約。盡管曾經在不同時期決策者在對外開放方面進行了嘗試和探索,但是開放始終是有限的、局部的、片面的和單向的。因此總體而言,中國的發展建設在相當長時間里是在封閉的條件下進行的。鄧小平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就犯了‘左’的錯誤。總的來說,就是對外封閉,對內以階級斗爭為綱,忽視發展生產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⑧

作者簡介

姓名:楊雪冬 工作單位:中央編譯局

職稱:研究員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劉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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