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世界史 >> 熱點聚焦
70年來印度的中國研究:歷史與趨勢
2019年10月09日 11:1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管永前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70年來印度的中國研究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49年至1962年,重點是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研究。第二階段為1962年至1988年,印度的中國研究開始重視現實問題,尤其關注中國外交、軍事和發展戰略。1988年至今為第三階段,越來越多的印度學者從事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語言、文化研究,出現了跨領域、全方位開展研究的局面,促進了兩國關系的改善。然而,印度目前的中國研究還存在著高層次漢語人才匱乏,第一手中文資料運用不足等問題。今后,兩國學術界應進一步開展建設性互動和文化對話,促進中印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鑒。

  一、1949年至1962年:以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為主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印度的中國研究已經有了一定基礎。1918年, 加爾各答大學最早開設了中國語言和文學課程,但影響不大。1921年, 印度著名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創立了國際大學 (Visva-Bharati University),聘請法國著名中國學家列維 (Sylvain Levi) 擔任客座教授, 專講中國文化和佛學。1937年,國際大學成立以譚云山為首任院長的中國學院(Cheena Bhavana),培養出了包括白春暉 (Vasant V. Paranjpe) 、南希珍 (K. Vankata- ramanan) 、泰無量 (Amitendranath Tagore) 、慕克吉 (P. Makherji) 、蘇季子 (Sujit Mukherji) 和譚中在內的一大批印度漢學家, 國際大學中國學院成為印度各地中文教學和中國文化研究的發源地。

  1951年,國際大學由私立改為國立。國際大學中國學院作為印度第一個正式開展中國研究的學術機構,著重于宣傳中國文化。為此,譚云山寫了許多關于中國的英文文章, 由“中印學會” (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 在印度出版。在當時印度學術界、文化界對中國了解甚少的情況下, 這些文章對于幫助印度知識分子了解中國, 糾正西方輿論對中國的誤解發揮了重要作用。譚云山擔任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院長時, 泰戈爾要他把研究重心放到佛教在中國發展的課題上。佛教是起源于印度的世界宗教, 但在中國發展的歷史最輝煌, 現在流傳于世的佛教經典絕大多數是首先在中國出版的中文典籍。因此,中國學院從一開始就開展了把中文佛經譯回梵文的研究項目, 聘任懂中文的梵文專家來做這項工作。

  除了中國學院外, 設在德里的印度國際文化研究院, 也是研究中國文化的重要機構。這個機構由印度著名學者拉古維拉 (Raghrira) 創立,他的兒子羅凱什錢德拉(Lokeshehandra) 子承父業, 專心于中國文化研究,成為享譽全印度的中國學專家。此外,根據尼赫魯的意愿建立了印度國際研究學院( The Ind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即尼赫魯大學的前身。德什潘德(G. P. Deshpande)、拉馬錢德蘭( K. N. Ramachandran)、克里希南( R. R. Krishnan)、希拉·穆爾蒂(Sheela Murthy)等成為該院東亞系教員,對中國有相當全面的研究。

  20世紀50年代,根據中印兩國政府交換留學生的協議,第一批印度留學生來到中國學習。其中,維迪亞·普拉卡什·杜德(Vidya Prakash Dutta)和他的妻子嘉姬·杜德(Gargi Dutta)回國后分別在德里大學和尼赫魯大學任教;克里希南納特·查特吉(Krishnanath Chatterer)回國后曾在貝拿勒斯印度教大學任教;沈納蘭(Naryan Chandra Sen)回國后先后在國際大學、尼赫魯大學任教,后來還作為孟加拉文專家在北京工作多年。

  巴帕特(P. V. Bapat)和郭克雷(V. V. Gokhale) 也是印度著名中國學家。郭克雷先在國際大學學習,后又到德國海德堡大學學習漢語和藏語, 巴帕特則在美國學習中文。他們都曾在費爾古森學院(Fergusson College) 中國研究中心工作,從事梵文、巴利文和漢語、藏語佛教典籍的比較研究。

  總結第一階段印度中國研究的發展,中國學在印度的真正興起,應歸功于泰戈爾。泰戈爾創建國際大學和中國學院,成為中印友好與中印相互了解的象征。在當時的背景下,人們感興趣的領域主要是中國歷史、語言、文學、藝術、佛教和中印之間的歷史聯系,缺少對現代中國的關注。

  二、1962年至1988年:轉向現代中國研究

  這一時期印度轉向現代中國研究,主要關注中國的外交政策、軍事和安全問題。印度的中國研究開始出現重視地區戰略、輕視中印關系, 重視現實問題、輕視歷史文化的傾向, 當時印度最著名的中國通, 不再是語言學家、歷史學家或者宗教學者, 而是關注中印外交和戰略關系的政府官員、專欄作家或者媒體記者。

  1964年, 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德里大學建立了“中國研究中心”,選送一批年輕學者到美國各大學深造。1966年德里大學成立中國研究系(后為中國和日本研究系,現為東亞研究系)。1969年, 杜德任系主任, 并聘請了四名從美國深造回國的年輕學者,即從耶魯大學學成回國的戴辛格 (Giri Deshingkar) , 從哥倫比亞大學學成回國的白蜜雅 (Mira Sinha) (后改名Mira Sinha Bhattacharjea) , 從哈佛大學學成回國的古普塔 (Krishna Gupta) , 從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成回國的莫漢迪 (Manoranjan Mohanty) , 再加上原有的譚中與黃綺淑夫婦, 德里大學擁有了較強的中國研究和教學陣營。1971年杜德升任大學副校長, 譚中擔任系主任, 一直到1978年為止。與此同時,譚云山1971年從國際大學退休, 此后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開始衰落, 其中國研究的殊榮逐漸轉移到德里大學中國研究系。

  60年代中期,中國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成立。其最初成員是德里大學的一批學者,主要包括戴辛格、白蜜雅、古普塔、莫漢迪, 加上譚中夫婦,每周三聚會討論中國形勢,對印度中國研究的發展起了很大影響。該所出版的《中國述評》(China Report) 雜志, 從1964年創刊至今,是印度唯一全面聚焦中國的雜志。在20世紀60、70年代, 《中國述評》(China Report) 是全世界除中國以外出版的兩大以“China”為名的英文學術雜志之一 (另一是China Quarterly) 。后來中國研究所的隊伍不斷擴大, 包括尼赫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德施班 (Govind Deshpande) 、阿爾格 (Alka Acharya) , 德里大學經濟發展研究所教授帕姬莎 (Patricia Uberoi) , 德里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絲莉瑪迪 (Sreemati Chakrabarti) 、瑪妲玉 (Madhavi Thampi) , 尼赫魯大學中文教授邵葆麗 (Sabaree Mitra) 、海孟德 (Hemant Adlakha) 、狄伯杰 (B. R. Deepak)等 。該所組織過很多國際和國內學術研討會,專家學者們的建議和意見受到印度外交部等政府部門的重視。

  1969年新德里尼赫魯大學創立,特別重視開展中國研究。尼赫魯大學設有東亞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CEAS)和社會科學學院(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SS)。1978年,譚中由德里大學轉來執教,并擔任中日系主任直至退休。他先后在德里大學和尼赫魯大學任教,為中印文化交流事業奮斗了一生,對印度中國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總結第二階段印度中國研究的發展,印度全國上下具有了解中國的強烈愿望。但是,印度要求了解中國的心境很復雜, 既要防范中國,又想與中國和平、友好相處。印度的中國研究希望把中國復雜、多變的形象真實反映給印度政府與民間。這樣,開辟印中之間直接了解的渠道就變成了印度中國研究的神圣職責。

  三、1988年至今:跨領域、全方位的中國研究

  1988年, 中印關系實現正常化。此后由于雙方經貿關系的加強, 印度對中國研究的興趣快速增長,雙方訪問、學術交往等活動日益增多。目前印度的中國研究主要在四所國立大學展開,即德里大學的東亞研究系, 尼赫魯大學國際學院的東亞系和語言學院的中文系, 國際大學的中文系和貝納拉斯印度教大學的外國語文系 (其中中文教學與中國研究占重要地位) 。關于中印關系、中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的研究蓬勃發展,出現了跨領域、全方位的中國研究。

  關于中印關系研究的著述很多,產生了一批知名學者。在中印歷史與現實互動關系的探討方面, 主要有白蜜雅的《中國世界與印度》 (2001) , 狄伯杰的《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印關系》 (2001) 、《1904至2004年的印度與中國:一個世紀的和平與沖突》 (2005) 、《中印關系:文明視角》 (2012) 和《印度與中國:外交策略及反應》 (2016) , 以及瑪妲玉的《在中國的印度人:1800—1949》 (2005) 、《殖民主義世界的印度與中國》 (2005) 和《1943-1949年期間印度駐華使節對中國變動情勢的觀察》 (2015) 等。在中印文化關系方面,譚中發表了一系列著述, 如《中國與勇敢的新世界:鴉片戰爭起源研究 (1840-1842) 》 (1978) 、《人魚海神和龍:十九世紀中國與帝國主義》 (1986) 、《跨越喜馬拉雅鴻溝》 (1998) 、《譚云山與中印文化交流》 (1998) 、《印度和中國:20世紀文明交流和震顫》 (2006) 、《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與實現》 (2007) 、《譚云山》 (2012) 和《簡明中國文明史》 (2017) 等。這些著作從不同視角分析中印關系的歷史演變, 并對如何加強中印之間的文化互信關系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關于中國政治研究,越來越多的印度學者開始實地考察中國,對中國政治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思考。在中國政治體制方面,2007年莫漢迪出版了《印度與中國的草根民主:參與的權利》。2011年,印度智庫“觀察家研究基金會”(ORF)出版了《當代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對中國政治體制進行了簡要介紹。該書作者包括談玉妮 (Ravni Thakur ) 和任嘉德( C. V. Ranganathan) 等著名學者或外交官。在毛澤東研究方面,1991年,辛德(B. E. Shinde)出版了《1927-1978 年毛澤東與共產黨的政策》,對 1927-1978 年間中國共產黨的內政外交進行了研究。1994年,印度迪布茹迦大學( Dibrugarh University)出版的論文集《毛澤東與社會重建》,收錄了莫漢迪、戴辛格和白蜜雅等 15 位學者的論文,體現了印度學者對毛澤東思想研究的深入和廣泛。1998年,室利馬蒂·查克拉巴蒂( Sreemati Chakrabarti) 出版了《毛澤東、中國知識分子與文革》。關于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的比較,印度青年學者萬可達( G. Venkat Raman) 2008年出版了《毛澤東和鄧小平發展戰略思想的比較研究》,重點探討了中國領導人關于國家治理的理論。

  關于中國軍事研究,主要涉及中國軍事思想和指導方針、國防戰略、軍事現代化、核武發展、軍事部署與軍力投放、海軍與空軍發展等主題,顯示了印度軍方、政界和學術界對中國軍事發展不約而同的高度重視。戴辛格、謝鋼 (Srikantha Kondapalli) 和潘達 (Jagannath P. Panda) 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值得關注。其中,謝鋼原為國防分析研究所重要成員,后轉型為尼赫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東亞研究中心教授,先后出版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發展動力》(1996) 、《中國軍事: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型》(1999) 、《中國海軍力量》(2001) 等著作。他還與印度、中國和日本學者合編了論文集《中國與鄰國》(2010) 、《中國軍事與印度》(2012) 、《中國與金磚五國:另起爐灶》(2017 ) 和《一帶一路,天下大同》(2017) 等論文集。

  中國經濟研究,主要圍繞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因、動力和前景,中國經濟發展對印度的影響和啟迪,中印經濟發展的多維比較,中印能源合作與貿易關系等方面展開。如古魯斯瓦米等人的《追龍:印度能否趕超中國》(2010) ,重點探討了兩國快速發展的經濟聯系及兩種顯著不同的發展模式所取得成果的差異。喬杜里·巴爾 (Raghav Bahl) 的《超級大國?中國兔與印度龜的奇妙賽跑》(2010) ,預言未來將是美國鷹、中國兔和印度龜和平共存和神奇競賽的時代。普拉納布·巴丹 (Pranab Bardhan) 的《崛起的泥足巨人:剖析中國與印度經濟崛起》(2013),在考察了兩國的貧困狀況、收入不平等和環境等問題后, 剖析了中印兩國的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模式, 指出了兩國面臨的諸多結構性和制度性問題。蘇米塔·達瓦拉(Sumita Dwara) 2015年出版了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著作《奇跡背后的中國》。隨著中印兩國經貿合作的發展,印度學界對中國經濟問題的探討取代了之前地緣政治類的熱門話題。

  中國文學、文化、社會研究等方面也出現不少成果,如尼赫魯大學邵葆麗的《中國女性作家與性別話語 (1976—1996) 》和《20世紀中國的文學與政治:問題與主旨》,探討了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女性作家群現象以及中國現當代的文化批評問題;墨普德 (Priyadarshi Mukherjee) 翻譯和出版了《魯迅詩集》、《中國當代詩歌集》、《艾青詩歌寓言集》以及《毛澤東詩詞全集》等大量中國文化著作,2014年獲得第八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狄伯杰利用中文資料出版了《中國農業、農村與農民》(2009)一書。印度教大學的嘉瑪希 (Kamal Sheel)著有《農民社會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1989) 一書;而專注中國佛教研究的勞吉 (Lalji Shravak) 則與人合著了《絲綢之路上的印度》(2010) 。

  四、印度中國研究面臨的挑戰與建議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印兩國在雙邊關系與國際舞臺上都面臨著新的形勢:一是中印兩國都“崛起”為經濟大國,兩國間的相互重視程度大大增加;二是中印兩國都登上了國際舞臺,在國際上的接觸與合作機會大為加強;三是兩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與作用不斷提高, 國防力量也相應增長, 如何繼續保持和平共處與睦鄰關系就變得更為重要。

  國際形勢對印度的中國研究提出了新挑戰。第一, 從地緣政治看, 中國是印度最重要的國家,印度政府國防、情報等部門以及民間戰略專家都以觀察研究中國為己任。但他們大多不懂中文,無法閱讀第一手中文材料, 也很少接受有關中國歷史、地理與文化方面的基本訓練,其信息來源主要出自英文媒介, 容易誤導公眾輿論。第二, 從人才培養看,印度高層次漢語人才比較匱乏。與中印經貿關系升溫不同,最近20年來印度高校中文系博士畢業生人數并沒有出現太大的增長。高級漢語人才的短缺會造成印度漢學研究隊伍的人數不足, 進而影響印度中國研究的整體水平,這在短期內難以根本改善。第三,從合作研究看,印度的中國研究機構和研究人員之間缺少明確的導向和緊密合作,也缺乏與中國學者的接觸互動。第四,從資料信息看,印度大部分圖書館的檢索系統比較原始和混亂,無法為學者提供詳盡完善的中文收藏信息。

  上述形勢和挑戰,中印學界雙方應進一步加強學術互動與思想對話, 為“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的中印人文交流做出應有的貢獻。第一,擴大中印雙方之間的交流,建立大學、研究機構和學者之間的文化接觸, 定期交換書刊雜志, 交換訪問學者和研究生,共同舉辦國際會議等。第二,開展合作研究和比較研究。中國和印度學者應加強合作研究,在經濟政策、管理實踐、市民社會、非政府組織作用、性別研究、環境、文學和大眾文化等方面開展比較研究。第三,加強基礎研究資料編目工作,為印度漢學家和年輕學者提供中國研究聯合書目。第四,開發新的研究緯度,如根據佛教文獻 (主要是梵語佛教文獻)研究中印關系,根據中文、藏文和其他一些資源重構印度整個古代時期和中世紀時期的歷史,等等。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作者簡介

姓名:管永前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回到頻道首頁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6场半全场最少奖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