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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與世界社會主義
2019年10月09日 09:42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作者:黃宗良 項佐濤 字號
關鍵詞: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鄧小平;毛澤東;卷人民出版社;中國革命;馬克思主義;蘇聯;文選;中華民族

內容摘要:內容摘要: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三大里程碑。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它極大地增強了世界社會主義的力量,改變了國際政治力量的對比。二、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七、八次擴大全會關于中國革命的決議,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許多正確意見,如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要堅持無產階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特別是斯大林關于“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

關鍵詞: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鄧小平;毛澤東;卷人民出版社;中國革命;馬克思主義;蘇聯;文選;中華民族

作者簡介:

  內容摘要: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三大里程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也與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分不開。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它極大地增強了世界社會主義的力量, 改變了國際政治力量的對比。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偉大覺醒, 也是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在“低潮”中的一次偉大飛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共產黨人需繼續砥礪前行, 不忘初心, 不斷向百年來黨的歷史經驗教訓請教。

  關 鍵 詞:中國共產黨; 民族復興; 三大里程碑; 世界社會主義;

  作者簡介: 黃宗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項佐濤,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 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 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這個判斷準確、精辟, 對于我們正確認識百年來中國歷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定位及其相互關系、評價其意義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這三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都同世界社會主義緊密相關。

  本文擬以三大里程碑為重點, 闡析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三個歷史時期, 即從中共誕生前后至新中國成立約30年、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約30年和改革開放至今40年的百年奮斗史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 特別是同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的關系。

  一、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也與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分不開

  (一) 面對中國兩大歷史任務, 中國人民浴血斗爭, 艱難尋路

  從鴉片戰爭開始, 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中國各階層人民為反抗外敵和改革現狀, 進行了長期的英勇頑強的斗爭。太平天國運動把中國舊式的農民戰爭推到了巔峰;義和團運動以大刀長矛的原始武器直指帝國主義侵略者。他們的失敗說明, 農民缺乏以先進思想武裝起來的先進階級的領導, 單靠自己苦斗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的歷史任務。

  先進的中國人經歷千辛萬苦, 向西方尋找真理。洋務派以“中體西用”為宗旨, 欲“自強”“求富”。甲午戰爭中清軍的失敗宣告洋務運動的失敗。沒有政治革命, 解決不了反帝反封的歷史任務。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為代表的維新派, 即主張建立君主立憲制國家的改良派, 以振聾發聵的“救亡圖存”政治口號, 發起了頗具聲勢的維新運動, 而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灑菜市口則表明改良主義的道路實難走得通。

  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等人領導的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發生的第一次歷史巨變。它是一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 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 在中國大地上樹立起民主共和國的旗幟, 有力地促進了中華民族和亞洲被壓迫民族的覺醒。但是, 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僅存在三個月, 就被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政府所取代。因此, 從根本上說, 辛亥革命既未能動搖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中國統治的根基, 也沒有改變中國深層的社會結構, 更沒有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這個事實使堅持繼續奮斗的革命者逐漸覺悟, 在中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下, 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是不可能的。但是, 辛亥革命的影響是深刻而深遠的, 之后, 各種“主義”開始在社會廣泛流傳, 僅稱為社會主義的流派就有十幾家;各類政黨林立, 先后有300余個。1另一方面, 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的失敗, 說明逆歷史潮流、倒行逆施也是決然不能得逞的。

  歷史說明, 當時尚不具備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成功的主客觀條件。誰能夠領導中國人民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一個不同于農民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的階級, 在鴉片戰爭以后逐步形成。19世紀中葉, 中國無產階級在在華的外企中早于民族資產階級產生了。中國民族資本于19世紀70年代興起;民國初年掀起振興實業熱潮;一戰中, 又逢發展機遇。與此同時, 中國無產階級隊伍迅速擴大。1914年, 中國近代工人增至100萬人以上, 到了五四運動前夕, 已達200萬人以上, 日益成為近代中國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如果加上各類非產業工人, 工人總數約為4000萬人。2對于一個四億人口的大國來說, 工人人數還是太少了。但是, 中國近代產業工人除了具有比民族資產階級資格還老的特點之外, 還有許多優點, 比如, 它是一個受三重重壓、備受苦難因而有強烈革命要求的階級, 它同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系。特別是在中國社會劇烈動蕩、分化, 社會各階層人民斗爭此起彼伏的政局之下, 中國無產階級很快置身于自己的革命政黨的領導下。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是中國歷史發展的要求, 是人民選擇的結果。它的誕生, 不僅有其社會基礎和階級基礎;由于它誕生于五四運動之后, 又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這個時期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了一場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的, 向傳統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戰的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 是中國有史以來還沒有過的“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3。五四愛國運動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學生、工人和其他群眾參加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賣國的全國規模的革命斗爭, 它標志著一場新的偉大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開始, 并由此引起了一場廣泛的深層次的馬克思主義傳播運動, 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 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 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李大釗等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很快成為全國各地共產主義早期組織的領導人和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發起者。

  世界社會主義在19世紀、20世紀時具有十分顯著的國際性。這首先體現于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這個時期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各種思潮更難禁錮在一國的范圍內。特別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4—1918年) 期間, 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 各種矛盾激化, 西方無產階級革命運動, 東方民族獨立、解放運動風起云涌。這時, 正是中國一代代的先進分子離鄉別井, 走出國門, 尋求救亡圖存、反帝反封建、改造社會的道路和方案的時期。大批中國學生東渡日本求學。李大釗、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等在那里接觸了各種社會主義思潮, 翻譯和引進社會主義的經典著作, 成為傳播社會主義的先鋒。又有一群出身不同的年輕人, 如蔡和森、周恩來等赴法國勤工儉學, 在那里研究十月革命經驗, 考察歐洲工人運動, 其中的先進分子皈依了馬克思主義, 為中共的建立培養了大批的優秀人才。4對中共的成立影響和幫助最大的當然是共產國際和蘇俄。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 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5十月革命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 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 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 這就是結論。十月革命之后, 列寧主義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 并同工人運動、同中國革命實際逐步結合起來, 加速了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進程。

  (二) 中國共產黨成立, 共產國際功不可沒

  在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基本具備的情況下, 1921年6月, 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科爾斯基先后來到上海, 并與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李達、李漢俊建立了聯系, 又由他們同在廣州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釗商議, 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7月23—31日,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 (大會最后一天移至浙江嘉興南湖) 舉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出席了大會。馬林在致辭中指出,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要的意義。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綱和黨的任務的決議, 選舉了黨的中央領導機構, 宣告了中國共產黨誕生。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是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件, 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大里程碑。

  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誕生的。毫不夸張地說, 馬克思主義是照亮中國革命道路的燈塔。如果沒有這個燈塔, 中國的先進分子不知還會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有人不一定認同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這是一種模糊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是什么?是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無產階級只有首先解放全人類, 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俄國, 工人階級的解放多了一個解決封建主義殘余, 即民主革命的任務;在中國, 工人階級任務更重, 它要推倒三座大山。這能說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實質不一致嗎?

  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是按照布爾什維克黨的榜樣來進行黨的建設。如果沒有實際上是俄共 (布) 在其中占據領導地位的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和幫助, 沒有布爾什維克黨豐富的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在其早期階段, 即毛澤東講的“黨的幼年時期”6短短的幾年中, 就旗幟鮮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規定為自己的奮斗目標 (中共一大) , 明確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中共二大) , 并分清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 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策略 (中共三大) , 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 (中共四大) ;也不可能那么快就規定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組織原則和初步建立黨的集體領導體制。總之, 上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的要點的提出, 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 沒有共產國際的幫助, 不“以俄為師”, “走俄國人的路”是難以設想的。

  無須諱言, 共產國際是高度集中的統一指揮世界革命的中心, 中共只是必須服從其指揮的一個支部。由一個遠離中國的領導中心來指揮中國革命 (包括軍事上指揮具體的戰役) , 不犯大錯也是難以設想的。即使是正確的指示, 也難以得到及時傳達。例如, 1926年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作的《關于中國形勢問題的決議》到1927年1月底才被傳達到中國, 而在華的蘇聯顧問鮑羅廷則到3月份才看到這個決議。試想, 在革命形勢瞬息萬變的情況下如何貫徹全會精神呢?7

  二、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改變了國際政治力量的對比, 促進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

  (一) 毛澤東思想是在同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斗爭中形成的

  如果說, 共產國際前期的指示和蘇聯經驗對幼年時期的中共的影響主要是積極的;那么, 共產國際中期, 在中共領導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起的作用主要是消極的、錯誤的。8誠然, 這個時期, 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七、八次擴大全會關于中國革命的決議, 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許多正確意見, 如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問題, 要堅持無產階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 特別是斯大林關于“在中國, 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9的論斷, 對中共有重要的作用, 對毛澤東思想的產生和形成有重要意義。但是, 這個時期是蘇聯模式形成和基本確立的時期, 是蘇共黨內斗爭十分劇烈的時期。通過高度集中的共產國際推行布爾什維克化, 實際上是要把蘇聯全部的經驗和蘇聯模式強加給中共和中國革命。蘇共通過中共黨內三次“左”傾錯誤特別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壓制和打擊堅持正確意見的毛澤東同志, 使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例如, 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 接受了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的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界限的“無間斷革命”等錯誤主張, 斷言“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 并確定以城市暴動為中心的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 指責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是“完全違背中央策略”, 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 解除了毛澤東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

  1930年6至9月占據黨中央統治地位的“立三路線”, 錯誤地認為全國已有“直接革命形勢”, 制定了全國中心城市武裝暴動的冒險計劃。其錯誤的根子也在聯共 (布) 、斯大林的“城市中心論”和“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敵人”的論調。共產國際六大的“第三時期理論”、“進攻路線”、黨內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 對“立三路線”影響更大。毛澤東同志把武裝斗爭的重點轉到農村, 創造了農村革命根據地的豐富經驗, 卻被攻擊為“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

  對中國革命危害最大的是從1931年起在共產國際代表全力支持下的王明“左”的教條主義, 統治黨中央領導機關長達四年之久。不懂中國實際的王明等人, 把自己裝扮成“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 以馬列主義書本嚇唬人, 打著反右傾的旗號, 把蘇聯經驗連同當時正在推行的“左”的錯誤方針政策搬到中國來。他們要在中國蘇區實行“地主不分田, 農民分壞田”;根據斯大林的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敵人的觀點, 實行極“左”的宗派主義組織路線, 對堅持獨立自主和正確路線的同志進行“殘酷斗爭, 無情打擊”;把毛澤東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污之為“農民路線”“狹隘的經驗論”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 批評毛澤東反對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主張, 指責“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是“純粹防御路線”, 是“右傾主要危險”, 會后又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1933年, 臨時中央又在中央蘇區開展反對“羅明路線”和反對鄧、毛、謝、古的斗爭。“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使中國革命蒙受慘重的損失。10

  毛澤東后來總結說, 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是從斯大林那里來的”11, 王明等人的“主要錯誤, 就是教條主義, 硬搬外國的經驗。我們黨清算了他們的錯誤路線, 真正找到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的道路”12, 因此, 才有了民主革命的勝利。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主要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 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毛澤東思想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斗爭并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13

  (二) 中國革命勝利的法寶

  關于中國革命勝利的原因, 中共早有定論:黨有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三大法寶。這早已是全黨的共識。在解放戰爭時期, 中國面臨兩種命運的決戰。這個歷史十分明朗地告訴人們一個中國人非常熟悉的道理:得人心者得天下。誰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 人民就跟著他走。黨不是靠耍嘴皮、靠拿著槍桿子把人民群眾哄騙、驅趕到其旗幟下, 而是靠其綱領、政策真心地代表、捍衛人民的利益。這不是教科書上干巴巴的、虛張聲勢的喧嚷。何謂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如果是過來人, 或者認認真真地讀一讀活生生的中國近現代史, 就會明白這個道理。國民黨軍隊為何最后兵敗如山倒?沒吃的, 要靠空投。解放軍沒吃沒喝, 老百姓用小車推來了。人民解放軍與老百姓的“軍民魚水情”關系, 是用數不盡的實例來注解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是農民用小車推出來的。作家王樹增走訪了解放戰爭許多舊地, 寫了兩大本“解放戰爭”, 一百多萬字, 得出的結論和陳老總是一樣的。災難深重的中國老百姓, 要做什么選擇不用別人來教。筆者親歷的歷史不多, 記住的卻是刻骨銘心的。當時, 國民黨軍隊有名戰將胡璉兵敗至廣東。老百姓口頭禪是“胡璉胡璉, 剃頭不用錢”。何意?國民黨軍隊到處抓壯丁, 抓了怕人家偷跑, 便剃去其頭發和眉毛。眉毛剃掉是不容易長出來的。你往哪里跑?

  中共得人心, 不僅指對廣大工農大眾, 而且還包括社會名流、知識分子。在苦難的舊中國尋找救國救民道路的許多有識之士, 最后大部分跑到共產黨這邊來。你看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夕, 9月份在北平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盛況!民盟等各民主黨派、國外華僑, 從四面八方趕來了!什么是“人心所向”?也有的是請來的, 國母宋慶齡, 就是鄧穎超、廖夢醒到上海請來的。要誰去請還是毛澤東和周恩來一起慎重商定的。什么是統戰工作呢?要去做工作嘛。這也是中共最重要的一項政治工作。

  中共的“政治路線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裝斗爭”。毛澤東有一個著名論斷即“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他總結說“在中國, 離開了武裝斗爭, 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 就沒有人民的地位, 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 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這是“拿血換來的經驗”。14這是在抗日戰爭時期說的。有人質疑“革命”, 要“告別革命”;當然, 更要告別“流血的革命”。沒有必要先懷疑這種人的“好心”。戰爭就要流血。血流成河, 橫尸遍野。“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春閨夢里人!”幾十萬, 甚至幾百萬鮮活的生命葬身火海, 何止是讓人“驚心動魄”。儒帥劉伯承避談淮海戰役, 意味深長。暴力革命其實是逼出來的。毛澤東上述名言, 也不是一投身革命就認定的。例如, 解放戰爭時期, 多少“和平談判”都失敗了。在當時中國, 沒有和平的政治斗爭環境和條件!人民沒有任何民主權利, 手無寸鐵。難道他們沒有權利拿起刀槍去爭取自己生存的權利嗎?抗日戰爭時期, 西南聯大的幾位領導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還有馮友蘭的子女也投筆從戎。他們應該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文化人了吧!“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萬青年十萬兵。”我們現在很多年輕的學子、學者, 如果置身那個時代, 估計不少人也會選擇那樣一條充滿血雨腥風的路的。這叫做身不由己。今天, 人類的物質文明已經發展到什么程度呢?戰爭被完全避免了嗎?這當然不是說, 今天能夠毀滅人類社會好幾次的核戰爭就完全不可避免;而是說, 我們要非常實際地去理解歷史, 非常實際地去預計未來。歷史不是沒有什么發展規律的一團亂麻, 但也不是由我們這些“事后諸葛”在書齋里設計出來的。這么離題地講這些, 只是想把筆者多年來反復思考得出的關于歷史的一點點粗淺體會寫出來和大家一起探討。

  武裝斗爭、人民軍隊,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鑄造這樣一支軍隊是多不容易, 其關鍵是黨指揮槍。而黨本身的建設就成為中國革命最關鍵的任務。其經驗也是異常豐富的。僅講形成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作風就大大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學說, 這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

  而以蔣介石為總裁的國民黨、國民黨軍隊又怎樣呢?為什么垮臺那么快?其實讀讀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當年就反復講的教訓, 我們就可以曉得蔣介石、國民黨的失敗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左”的思潮影響比較大的時期, 我們在講歷史時, 習慣于把“反面人物”臉譜化甚至妖魔化。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注意盡量客觀地敘述歷史, 但也有另一極端。如果把歷史寫成似乎康有為、梁啟超不如西太后, 孫中山不如袁世凱, 毛澤東不如蔣介石, 似乎中國正常的歷史進程是被他們打斷了, 那又是多么不符合歷史實際, 多么荒唐呀!什么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呢?值得我們反復琢磨。

  (三) 新中國的成立也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這就是歷史。新中國的建立, 是中國由貧窮、衰落走向富強、昌盛的轉折點, 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的又一里程碑。它宣告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基本歷史任務勝利完成了;它從根本上結束了100多年來中華民族遭受帝國主義奴役、壓迫、欺凌的歷史, 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 使中國成為真正主權獨立的國家;它根本改變了舊中國四分五裂、戰亂不斷的局面, 實現了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它建立了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人民真正當家作主, 這種歷史上從來未有過的新型政權根本改變了人民大眾的社會政治地位。正如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所指出的, “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這次會議莊嚴宣告, “中國的歷史從此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這不僅是對中國歷史來說是“開辟了一個新時代”, 對于人類社會, 對于國際格局, 在一定意義上說, 也是“開辟了一個新時代”。歷史越往前走, 這一點就看得越清楚。

  新中國的成立壯大了當時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新中國成立之后, 過了不到十天,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東德) 又宣告成立。這樣, 世界就有了13個社會主義國家。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 次年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制度;1975年老撾成立人民民主共和國, 至此世界上就有了15個社會主義國家。其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1/3, 領土面積占世界的1/4, 工業生產總值占世界的2/5, 國民收入占世界的1/3, 大大地加強了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 改變了國際政治格局和力量的對比。

  當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 全球被西方列強瓜分完畢, 世界劃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兩種民族。但是, 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獨占全球的日子也走到了盡頭。被壓迫民族開始覺醒了。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 完成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兩大歷史任務, 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成為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正的主權獨立國家, 這在人類的發展史上也可以說是一個重要里程碑。中國共產黨作為先進的革命政黨, 其先進的理念、奪取勝利的道路和經驗, 對東方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和示范作用。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成為一股強大的歷史潮流。先后有100個左右國家獲得獨立, 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土崩瓦解。至20世紀80年代, 近50個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如《詩經》所描述的, “百川沸騰, 山冢崒崩。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 真是一個電閃雷鳴、翻天覆地的時代!在人類歷史這一新篇章中, 中國的形象、中國的榜樣熠熠生輝。

  三、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偉大覺醒, 也是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在“低潮”中的一次偉大飛躍

  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 “我們黨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 是基于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把握, 是基于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 是基于對時代潮流的深刻洞察, 是基于對人民群眾期盼和需要的深刻體悟”。這四個“深刻”毫不夸張。講話中又指出, 鄧小平理論“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 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 “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15

  (一) 從反修防修到改革開放

  談到中國社會主義與世界社會主義的關系, 自然繞不開中蘇 (政治、經濟、外交) 關系問題, 繞不開中國改革開放與蘇東劇變的相關性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后, 毛澤東親自倡導了“學習蘇聯”的熱潮, 直至1957年“反右”斗爭, 對蘇聯的態度問題一直是衡量中國人的政治立場的主要問題之一。這個時期, 蘇聯確實給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以巨大的幫助, 156個項目, 到華幫助中國的蘇聯專家達3000人, 中國派到蘇聯留學的學生達7000人, 實習生5000人, 這是多大的規模!以為蘇聯對兄弟國家和援助都是出自民族利己主義也不公道。正如一位外國學者所言, 在這個問題上, 蘇共既有共產黨人的色彩, 也有俄羅斯人的色彩。這就是說, 在這個問題上, 蘇聯人既有國際主義的理念, 也有民族利己主義的考慮。二者很難分得清楚。對于蘇聯的援助, 鄧小平說過, 即使在因中蘇關系不平等、使我們感到屈辱的時候, “我們從來沒有忘記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蘇聯幫我們搞了一個工業基礎”16。這個肯定分量很重。

  至于蘇聯模式對中國的作用和影響, 我們在不同時期認識也有差異。建國初期, 我們在某些領域 (特別是經濟領域) 照搬蘇聯模式并非蘇聯強加給我們的。那時社會主義怎么搞, 我們沒有經驗, 學習蘇聯也是取得重大成就的。毛澤東就是這么總結的。17

  赫魯曉夫執政之后, 搞了“非斯大林化”運動, 從積極的方面講是一場開啟體制改革運動的思想解放運動, 但也出現了一系列負面的影響。中共意識到蘇聯模式的弊端。毛澤東的重要著作《論十大關系》對此作了比較系統的總結。中共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上, 已由原來的“以俄為師”“學習蘇聯”轉向“以蘇為戒”了。中蘇兩黨在內政和外交一系列問題上開始出現分歧, 直到出現了規模空前的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之間的“大論戰”。

  鄧小平在會見戈爾巴喬夫宣布中蘇關系正常化時, 對這場曾被稱做共運史上第三次大論戰有明顯的結論:“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 回過頭來看, 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 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 “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18這可視為這位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為了“結束過去, 開辟未來”而作出的四兩撥千斤的簡明結論。其實這次重大的分歧、激烈的爭論反映了兩個國內和國際處境不同的社會主義大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內政外交上的方針、政策和思路的不同見解和做法, 許多問題上孰是孰非至今也不能說都能有定論。就對中國國內政治而言也有重大影響。中共當時把這場大論戰定義為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 而“文化大革命”把這個定義為反修防修的“政治大革命”。這揭示了大論戰和“文革”之間的內在聯系。中國改革開放正是在“大論戰”的國際背景和“十年內亂”的國內背景這兩個相互聯系的背景下開始的。

  從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 “左”的思潮開始發展, 削弱了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 直接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到了“文革”時期, 這種現象達到頂峰。“二五”計劃期間 (1958—1962年) , 社會總產值和國民收入的年均增長率均為負增長 (分別為-0.4%和-3.4%) , 全部職工平均實際工資年均增長率為-6.3%。19“文革”十年, 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平均實際工資年均增長速度均為負數, 低于1957年。1985年, 鄧小平對外賓說, “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 農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 生活水平很低, 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20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 “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 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他后來再次強調, “不堅持社會主義, 不改革開放, 不發展經濟, 不改善人民生活, 只能是死路一條。”21

  (二) 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偉大覺醒

  第一, 中國共產黨的決心是從哪里來的?為什么中國的改革那么廣泛深入?鄧小平認為這個覺醒“要歸‘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 這個災難的教訓太深刻了”22。他的總結發人深省。他在改革開放的全過程中反復強調過去的問題在于沒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 “什么叫社會主義, 什么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23。“……問題是什么是社會主義, 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我們的經驗教訓有許多條, 最重要的一條, 就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24蘇聯人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 這個問題也沒有搞清楚, “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會主義, 貧窮絕不是社會主義”25, 鄧小平說, “老祖宗不能丟”。“老祖宗”的宗旨要義是什么?“問題是要把什么叫社會主義搞清楚, 把怎么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搞清楚。”26鄧小平在其最后的重要講話“南方談話”中給出了十分明晰的結論, “社會主義的本質, 是解放生產力, 發展生產力, 消滅剝削, 消除兩極分化, 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7。我們這里不厭其煩地引用這些我們似乎都十分熟悉的話, 是因為它是全部問題的癥結。許多的分歧是由此產生的。于是, “發展是硬道理”;于是, 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就是“最根本的撥亂反正”。28

  第二, 發展經濟的根本出發點是什么?根本出發點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這里涉及百年世界社會主義始終關乎全局的問題, 即執政的共產黨與人民大眾的關系。社會主義的目標是什么, 這個問題不搞清楚, 共產黨執政地位從根本上怎么鞏固都是問題。中國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明白無誤地證明, 人民群眾需要科學理論——馬克思主義的武裝, 需要先進政黨的領導, 但這個黨一旦脫離了人民群眾, 就談不上先進了。實際上, 犯錯的常常是那些脫離群眾的領導, 而首先起來糾正的常常是人民群眾。社會主義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偉大事業, 人民群眾反對的正是違背社會主義的東西。29人們從華國鋒、葉劍英毅然決然地一舉粉碎“四人幫”與“四五”運動的關系中, 從鄧小平、胡耀邦、萬里等黨的領導人下決心廢止人民公社制度及小崗村18戶農民開“黑會”決定實行大包干的創舉的關系中, 可以得到這樣的重要結論。在改革開放中, 中國共產黨反復地聲明, 把人民群眾贊成不贊成、滿意不滿意、擁護不擁護作為黨判斷政策好壞的標準。在蘇東劇變中, 黨中央就開了一次中央全會, 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 這說明中央對這個癥結問題是看得很準的。后來, 習近平不止一次地強調,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黨的奮斗目標。他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 強調黨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 都說明在這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上, 我們黨真正覺醒了。

  第三, 只有實行對外開放, 才能發展社會主義。鄧小平總結說, “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后變得落后了, 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 這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困難。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 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 發展不起來。”30這個覺醒意義十分重大, 因為鴉片戰爭以前, 中國的封建王朝就習慣坐井觀天、夜郎自大, 視外國為洪水猛獸, 結果讓人家用堅船利炮把我們的國門轟開了。世界社會主義史上也幾乎把在孤島搞社會主義視為常規, 從莫爾的“烏托邦”到蘇聯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莫不如此。當然, 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軍事上包圍、經濟上禁運、政治上孤立, 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外關門的外在原因。但無論如何, 關門在一定意義上就容易處于世界發展潮流之外, 就容易落伍。中共這一覺醒很重要。我們不忌諱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 就如鄧小平在訪日時所說, 我們是來當學生的。實踐說明, 我們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初的“跟跑”, 就沒有現在某些領域上的“領跑”;沒有開放, 沒有“入世”, 沒有融入世界經濟體系, 何以能有今天越來越靠近世界舞臺中心呢?

  第四, 共產黨執政規律和人類社會的一般發展規律是什么關系呢?這是江澤民主政時期明確提出來的研究課題。這里也包括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系。改革開放以前, 社會主義國家中主流的傾向是把兩者對立起來。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這其實并沒有全面反映馬列主義的觀點。列寧很早就明確提出前者還是后者的“后繼者”。否則, 我們就沒有改革開放的必要了。

  社會主義當然應該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最合理和理想的社會制度, 但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在舊社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共產黨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這要經過千錘百煉。以往的教訓就是容易把社會主義的一切看成都是“非常的”甚至反常的。而其實不少東西離不開人類社會發展的常態、常規, 離不開常理、常情、常識這“五常”。一講人性就講人的“階級性”, 用階級和階級斗爭觀點“分析一切”, 否認還有“階級性”之外的人的一般“社會性”。這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理論根源。把市場經濟看成就是資本主義的 (蘇聯一直到70年代還這么看) , 自然就走不出指令性計劃經濟的框框。正確認識“常”與社會主義可以有的“非常”是共產黨覺醒的世界觀體現, 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

  (三) 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全面轉變

  在慶祝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的日子里, 人們用大量的、系統的數字從各個方面無可辯駁地證明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驚天動地的偉大業績。下面我們從社會的全面轉型, 即從“傳統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全面轉變, 概述中國社會的偉大發展和進步。

  在執政黨工作重心上, 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向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 (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轉變。

  在發展觀念和發展戰略上, 從趕超型、粗放型發展觀念和戰略向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堅持以人為本, 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 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和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轉變。

  在經濟體制上, 由指令性計劃經濟、單一公有制轉向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單一的按勞分配制度轉向以按勞分配為主, 各種生產要素——勞動、資本、科技知識、管理參與分配的制度。這是社會轉型中的基礎性方面的轉變, 是有決定性意義的轉變。

  在政治體制方面, 由權力過度集中甚至出現個人決定重大問題的現象向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轉變。

  在治國方略上, 由法治觀念薄弱、習慣于“人治”向實行全面依法治國轉變。

  在對外關系方面, 從封閉半封閉向全方位開放、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轉變。回過頭來看, 對外開放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同步的, 中華民族在世界的地位和影響從來沒有現在這么高、這么大。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對人類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是同一個偉大歷史進程, 這是我們引以為豪的。

  在文化意識形態方面, 從文化統制主義、一元主義轉向強調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 強調主旋律, 又提倡多元化, 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31

  上述七大轉變, 是社會向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轉變, 是適應人民要求或愿望、適應世界進步潮流甚至在有些方面已是在引領世界潮流的偉大的歷史轉變。我們當然也清醒地認識到, 這些轉變還是“進行式”的, 是“未完成體”, 我們還不能宣布“不可逆轉”, 但同時也應該說, 這是歷史潮流, 是“難以逆轉”的, 我們對此充滿信心。

  在蘇東劇變過程中, 鄧小平強調, 中國“要沿著自己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走到底”, 堅持改革開放, “中國只要這樣搞下去, 旗幟不倒, 就會有很大影響”, “只要中國不垮, 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堅持社會主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充滿信心”。32

  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偉大歷史性成就, 是對人類社會發展、對人類文明進步的偉大貢獻, 也是在世界社會主義事業“低潮”中的一次偉大飛躍 (筆者一直不用“低潮”的概念, 而堅持用“轉折”的概念) 。因為中國對世界貢獻的、為世界上許多國家政要和有識之士看好的“中國道路”“中國理念”“中國方案”“中國智慧”“中國經驗”, 無不閃爍著社會主義的熠熠光輝。

  四、向歷史經驗請教,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謹慎前行

  習近平同志在慶祝中共成立95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指出:現在, 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接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這個偉大目標。這個判斷準確, 合乎實際。在這樣的社會發展節點上, 我們更需要謹慎、冷靜、穩步前行。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們需要朝著這個偉大的目標, 圍繞著完成這個偉大歷史性工程的復雜而艱巨的任務, 以人民為中心, 以問題為導向, 向毛澤東、鄧小平這些偉大的歷史人物請教, 向百年來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教訓請教。

  (一) 堅持“一個中心, 兩個基本點”不動搖

  1987年, 中共十三大制定了“一個中心, 兩個基本點”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和路線。這被恰如其分地稱為“黨的生命線”。從鄧小平到習近平, 歷屆黨的領導核心都努力遵循貫徹, 這個基本路線是經得起時間的反復檢驗的。鄧小平多次強調執政黨的基本路線不可動搖。

  如上所述, 其中“硬道理”是發展經濟。今天, 在發展問題上, “三農”問題仍然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基本問題, 黨中央確立的農業要興、農民要富、農村要美的路線方針是正確的, 精準扶貧的決心和成效是了不起的。落實中央的上述方針將是一個長期、復雜、艱巨的歷史任務, 是一場“持久戰”, 不是“速決戰”, 不能搞“大躍進”。

  (二) 穩定是“中國的最高利益”

  在講改革開放時, 在“亂流”滾滾的蘇東劇變之際, 鄧小平一再強調“中國不允許亂”33, “民主是我們的目標, 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34。在講穩定時, 鄧小平一再強調中央要有權威, “不能否定權威, 該集中的要集中”, “特別是有困難的時候, 沒有中央、國務院這個權威, 不可能解決問題”。35

  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 “穩中求進”是我們整個工作的總基調, 這是很正確的。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都要遵循這個總要求。在對外關系 (尤其是對美) 和對臺工作中尤其要堅持穩中求進, 穩中求勝, 避免受急功近利的誘惑而打斷、中斷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歷史進程。

  (三) “不能丟掉我們制度的優越性”

  筆者認為, 這是我們最大的政治, 也是鄧小平在主導中國改革開放大業中一貫的結論。它應該是我們思想意識形態工作的首要任務。因為從改革開放之初至今, 始終存在懷疑社會主義的思潮。這種思潮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因為改革前曾出現過因極“左”思潮的長期影響而懷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改革開放之初, 這種思潮表現得尤為突出。針對這種情況, 鄧小平在陳云等老同志的密切配合下, 幾易其稿, 并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以下簡稱“《決議》”) 。《決議》明確指出, “文化大革命”是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災難的內亂。毛澤東對此負有主要責任。《決議》同時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 全面評價了毛澤東的功過是非。《決議》指出, 因為毛澤東同志晚年犯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 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對毛澤東同志的言論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 甚至不愿意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同志的晚年錯誤, 并且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 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對這兩種傾向的批評, 至今仍有現實的意義。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 “改革開放偉大事業, 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 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 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改革開放至今堅持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改革前就已確立的基本和根本政治制度。改革開放以來, 這些制度又得到進一步的健全和完善。我們黨在各個階段是一脈相承的, 后來者都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

  注釋

  1 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 (1921—1949) 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頁。

  2 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 (1921—1949) 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6頁。

  3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頁。

  4 旅法的共產黨組織于1922年發展為中共旅歐支部。旅歐黨組織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干部, 后來成為中共杰出領導人。其中有:周恩來、鄧小平、蔡和森、趙世炎、向警予、朱德、王若飛、李富春、陳毅、聶榮臻、蔡暢、陳延年、李立三、李維漢、徐特立、何長工等。

  5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頁。

  6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頁。

  7 參見王禮訓等編著《共產國際歷史新編》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284頁。

  8 參見《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305頁。

  9 《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頁。

  10 黃宗良《書屋論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171頁。

  11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頁。

  12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頁。

  13 《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 (上) 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頁。

  14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頁。

  15 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5頁。

  16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頁。

  17 黃宗良《書屋論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178頁。

  18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4頁。

  19 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下冊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41頁。

  20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頁。

  21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頁。

  22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頁。

  23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頁。

  24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頁。

  25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頁。

  26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頁。

  27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28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頁。

  29 參見黃宗良《從蘇聯模式到中國道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255頁。

  30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頁。

  31 黃宗良、項佐濤《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偉大歷史成果——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社會發展、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經驗》, 載于《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8年第6期。

  32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321頁。

  33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頁。

  34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頁。

  35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頁。

 

    (本文刊于《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年第4期)

作者簡介

姓名:黃宗良 項佐濤 工作單位: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王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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