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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天濤:公司社會責任究竟意味著什么?
2019年10月07日 20:25 來源:《清華法學》2019年第5期 作者:施天濤 字號

內容摘要: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公司社會責任思潮和實踐幾乎橫貫了一個世紀,產生了深遠的社會效應。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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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或者稱為企業社會責任(enterpri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SR),濫觴于美國。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公司社會責任思潮和實踐幾乎橫貫了一個世紀,產生了深遠的社會效應。

  公司社會責任是一個多維度的話題,其本身包含了政治、經濟、管理、倫理、文化和法律等多方面含義。即便就其法律意義而言,公司社會責任也幾乎涉及整個法律體系,不能簡單地從字面上將“公司社會責任”理解為“公司法上的社會責任”,其與環境法、勞動法、合同法、侵權法、產品責任法等可能具有更加密切的關系。

  本文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考察限定于公司法范疇內,并在此語境下關注公司法自身關于公司社會責任的問題,包括如何理解和執行公司法上的社會責任。

  傳統公司法建立起來的基本原則是,公司董事、高管在法律上僅對股東承擔受信義務(fiduciary duties)。這種義務體現為董事、高管僅對股東利益最大化(maximization of shareholder' sprofits)負責,即所謂的“股東至上原則”(shareholder primacy principle)。后來的法律有所收斂,表述上不再那么赤裸裸,而是將這種受信義務表述為“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corporation),但解釋上依然將“公司”與“股東全體”(the shareholders as awhole)相等同。公司法的受信義務制度就是以此定位而設計的,其他非股東成員并不是受信義務負責的對象。

  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至19世紀20、30年代,美國企業率先完成了股東所有權與企業經營權相分離的革命性變化,進入了所謂的“管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時代。這一經濟巨變導致公司權力膨脹,公司的權力轉移并集中在管理者手中。公司股份持有非常分散,呈現原子化狀態。同時,由于集體行動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股東無力采取行動行使權利。這就出現了權利虛空。哥倫比亞大學Berle教授擔憂,股東權利可能會被忽視或者會受到侵害。如何填補這一虛空呢?Berle提出應當強化管理者的責任,要求董事、經理對其股東承擔像信托受托人那樣的受信義務。

  針對同一現象,哈佛大學Dodd教授則認為,公司對社會支配力量的增強對社會各方面產生了實質性影響,而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正好為公司社會責任的實施提供了契機,管理者應該對社會其他利益集團承擔義務。由此可見,第一個真正提出并主張公司社會責任的是Dodd教授。至于后來二位教授立場的相對轉換則可看做是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

  隨著公司的巨大成功,公司對經濟和社會的支配使其獲得了不相稱的政治影響。這些巨型公司享有寡頭經濟權力,高度壟斷和管制市場,決定產品的生產和價格,導致市場缺乏自由競爭。這些巨無霸公司被指稱為“準政治機構”(quasi-political institution)或“經濟政府”(economic government)。因而,改革家們呼吁要對美國公司制度進行檢討,促使大型公眾公司和企業家不僅對股東,而且對社會整體承擔責任。他們建議政府應對大型公眾公司進行干預,解決公司行動帶來的社會、環境、工人等問題,包括所謂的“城市病”(the urban ills)、對越戰的反思,其中摻雜著女權主義、學生運動與社會主義思潮等。

  這種觀點幾乎代表了當時人們的普遍看法,并得到了廣泛的社會呼應。一些企業家以改革家自居,認為企業不應再以賺錢為榮,他們視自己為“服務于公眾的偉大恩主”(a great benefactor to serve the public)。一時間,公司社會責任這一話題倍受青睞,成為了改革家的標簽。

  在他們的影響之下,法律界掀起了一場又一場聲勢浩大的法律改革運動。其中影響較大的實踐運動有:“股東提案與Campaign GM”“公共利益董事與聯邦特許干預”(public-interest directors and the federal chartering solution)以及“利益相關者法律”(other constituency statutes)、“公司善治運動”(corporate good governance movement)、公司社區模式(communitarian model)的推行、公司社會問責與披露(social accounting and disclosure)。

  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人們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討論一直熱情不減,幾乎每隔20年就要輪回一次。但是,許多討論始終停留在政治吶喊和社會關懷,其改革建議過于激進,政治傾向非常強烈,很少獲得立法和司法的認同。究其原因可能有二:

  第一,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證成方法基本上都是基于政治或社會角度,他們試圖超越法律(beyond law)、超越利潤(beyond profit),從道義上要求管理者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去實現社會責任理想。缺少真正的法理正當性(legitimacy)證明。即便是90年代出現的“進步公司法”(Progressive Corporate Law)理論,還是延續了自Berle以來的公司“政治體”(politic entity)定性。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理論限縮了社會責任的對象范圍,將公司視為一個“社區或共同體”(community),由股東、董事、管理者、雇員、客戶構成,并對組成這一共同體的成員承擔責任。他們呼吁改革公司法以應對社會責任。20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的“社會問責與社會披露”理論雖然具有較大的可執行性,但就為公司社會責任提供基本理論支持而言,亦未能做到正面突破與闡釋。

  第二,自由主義經濟法律學者強烈地反擊。Friedman教授認為公司社會責任理論將導致在資源配置上最終由政治機制代替市場機制,從而產生經濟無效率和不道德(economic inefficiency and immorality),他堅定地認為,企業的天職就是做生意和賺錢(Business' s job is business and profits)。

  20世紀80年代的“企業契約理論”(Contract Theory of the Firm)對公司社會責任改革來說是致命的。該理論將企業界定為各種成員之間的“契約群”(nexus of contracts),股東、雇員和管理者各自對企業投入產品,并由一系列單獨合同聯結,約定各自權利義務。法經濟學家主張依靠市場力量而不是更多的政府干預,立法機構和法院只有在市場失靈時才干預,如填補漏洞、解釋法律。在此意義上,公司法不應該是強制法,僅僅是一套“缺省規則”(default rules),其唯一功能就是提供標準合同模板,替代當事人談判,降低交易成本。當事人自由決定合同條款,即使公司法上的受信義務也可以改變或者排除。此外,Fischel教授從實證分析角度認為,對公司治理問題的指責缺乏真憑實據,未能證明現實公司治理如何妨礙和侵害了社會整體利益。如環境污染是個常見話題,向河流傾倒污水,侵害社會公眾;采用高端技術,則將成本轉移給消費者。但是,倒與不倒是個道德問題,與公司治理無關。

  其實,公司契約理論從根本上摧毀了“股東唯一”原則,本來可以為保護非股東成員利益提供理論基礎和正當性支持,但大多數契約主義者都虔誠地相信公司的目標是股東財富最大化。這對公司社會責任而言,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由此可見,公司社會責任改革一直未能為公司社會責任提供正當性法理支持。加之隨著80年代以后美國經濟的繁榮和社會、法律環境的改善,所有的努力隨著“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和法經濟學的沖擊黯然失色了。一切又回到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價值觀。這一尷尬局面直到“公司團隊理論”(Team Production Theory)的出現才有所改觀。

  公司團隊理論認為,公司法的理論基于經濟學的“團隊生產”(team production),即物品的生產要求不同群體的協作努力。公司就是這樣的“生產團隊”(production team),其成員包括管理者、股民、雇員等。這些“團隊成員”(team members)將控制權讓渡給“調停機構”(mediating hierarch),董事會就是這種調停機構。他們認為股東至上是錯誤的法律命題,董事會已經不再是為股東追求最大化利益,而是平衡團隊成員各方需求的機構,董事是公司的受托人,不是股東的代理人。他們同樣認可公司內部權力沖突是一種政治模式,董事會作為“調停機構”分配公司利益的過程被視為一種政治程序,公司利益的分配取決于各方的“談判能力”(negotiating power),股東力量最大,他有“退場權”(the power to walk)。

  團隊生產理論為公司社會責任改革的正當性提供了基礎法理支持,較之于先前的解說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該理論不僅開啟了公司社會責任研究新的路徑,而且提出了新的公司法理論。

  大法官霍爾姆斯曾說過:“一頁歷史頂得上一筐邏輯”(A page of history is worth of a volume of logic)。以上簡要的歷史回顧試圖揭示出如下幾個方面的意思:

  第一,公司社會責任這一命題基本上是成立的,并非一個虛偽的命題。公司作為一種社會存在,它創造了無限輝煌,促進了社會進步。但是,公司同樣也制造了許多社會和環境問題。因而,公司應當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這主要歸功于早期改革家的論證。

  第二,與20世紀70年代前相比,后期的公司社會責任改革實踐更接地氣,如“社會問責與披露”“利益相關者法律”“公司善治運動”,公司社會責任逐漸得到了一定的貫徹落實。

  第三,公司社會責任有了一定的法理正當性支持。其中“公司團隊生產理論”的貢獻最大;“公司社會問責與社會披露理論”另辟蹊徑,具有實際的操作性;“進步公司法理論”與“利益相關者法律”接近,也不完全排斥“公司契約理論”。此外,后文將要提到的“公司公民理論”(Corporate Citizenship Theory)對于公司社會責任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四,公司社會責任理論和運動確實對現代公司法發生了影響,并將其寫進了示范法或實在法之中。司法實踐也在逐漸突破股東利益至上的傳統經典判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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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施天濤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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