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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論視角的生命科學解釋模式反思
2019年11月16日 08:0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4期 作者:費多益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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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生命科學中的許多科學說明訴諸目的論解釋,對此,主流的觀點趨向于一種歷史性探討,即尋找造成功能差異的演化機制以及控制這些程序逐代變化的規律。然而,這種途徑受到自然化目的論研究路徑的詰問。重新考查終極因,剖析目的闡釋的邏輯困惑,得到如下理解:“目的”概念是指邏輯上的優先性而非時間上的優先,它并不為存在提供必然性的原因,而是探求如何可能,強調有關可能事態的模態,并考察某一狀態產生某結果的傾向是否強化了機體再生產的趨勢;目的反映了“未來實現的事”對“既有事件”的約束。目的概念與因果說明之間具有不可還原的異質性,二者構成了不同視角的科學說明。目的的不可替代性體現出生物學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其自身的科學基礎,因而不能被其他已有學科的科學哲學所支配。

  關 鍵 詞:目的/生命/科學解釋/因果

  作者簡介:費多益,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標題注釋: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語境論的生物學哲學問題研究”(14JJD720024)階段性成果。

  科學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種目的論,它們大多假設一個主觀的能動者去解釋自然現象產生的原理或根據。而科學的進步,很大程度上是在驅逐目的論解釋,后者被當作“危險的種族幻象之一”,其理由是“‘目的’不是客觀知識的范疇或組建原則……一種現象決不可能因為突出了符合目的性而使人理解”。①例如地心說被日心說取代——天體的運行并不緣于目的的驅使,地球圍繞太陽的規律性運轉只是萬有引力在起作用。然而,目的論解釋仍普遍出現在與生命活動相關的科學領域,即用“由后續的或與未來某種特定目標有關的條件決定已發生事態”的概念來理解一個過程。②當一個解釋在語言形式上參照到目標、意義或終態時,它就被視為一種目的論的解釋。

  生物學中的目的論問題歷來爭議很多,國內一些學者曾對相關內容給予關注,他們有的為目的論解釋框架提供支持,有的致力于消除缺乏目的論解釋基本特征的偽解釋,有的對主流觀點及研究途徑進行了分析。③在國際學術界,目的論在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經歷短暫流行之后,便陷入日益增強的反駁聲的圍困中;隨著討論的持續深入和不斷豐富,它遭到包括自然化目的論在內的批評,④這直接危及目的論的合法性。自然化目的論者把目的性說明當作因果說明的一個特例:結合了遺傳學和古生物學的現代達爾文主義,以基因突變和自然選擇來解釋適應現象,于是,進化的每個階段都被看作某些因素在一定規律下發生作用的結果,它作為一種固定秩序的表現,似乎可以還原為隨機的突變和生存環境的自然選擇。如此,目的論模式成為因果模式的變種或可以替換為等價的因果形式。目的論還遭遇“因果顛倒”的質疑,即用后續發生的事件來解釋一個先前的現象。

  那么,為什么目的性解釋具有解釋力?其說明結構是否可以用因果說明來取代?本文在重新考察終極因的基礎上對目的論的“合法性”進行了辯護,反駁了“冗余解釋”和“因果顛倒”的詰難,認為僅將進化的歷史融入起因解釋的做法,無法應對自然化目的論的指責。自然選擇并非一種機械式的試錯過程,完整的解釋需要借助目的論的觀念論。目的概念與因果說明之間具有不可還原的異質性,它們構成了不同視角的科學說明。目的論自然化的主張擊中了已有目的論解釋的軟肋,即邏輯學和語義學層面不夠清晰,這也是它立足不穩的根源所在。為此本文借助推理的形式化,試圖厘清關于它的解釋邏輯困惑,即作為一種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目的因具有非對稱性,未來某時刻的某一狀態并不蘊涵過去任一時刻的狀態。因果模式所解釋的是現實的結果而不是其他可能的結果,目的論模式則允許這樣一種情形,即假如解釋項中提及的事件沒有出現,被解釋項中提及的事件依然會發生;目的反映了“未來實現的事”對“現在行為”的約束。

  圍繞目的論的爭論引發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即生物學解釋在方法論上的根基如何。一門完善的科學哲學必須對生命界和非生命界都給予重視,但是,生物學的概念結構是否足以完備到成為科學哲學的一部分?鑒于目的論解釋的推理結構和概念本身存在著模糊與含混之處,造成不同研究者及其理論間的諸多分歧和沖突,筆者認為,只有當它們大部分得到澄清,令人滿意的生命科學哲學才能建立起來,本文力圖在概念的厘清以及困境反思方面進行探討,并由此進一步挖掘和呈現該問題對于學科自身范式確立的意義和價值。

  一、如何理解“終極因”

  在物理學中,人們通常探討現象的直接原因,當某人說“輪胎的胎紋是為了增加胎面與路面間的摩擦力”時,其意思并非指“防止車輪打滑”是胎紋形成的原因,他試圖捕捉的不是事件或某物存在的起因,而是描述胎紋所履行的功能或起到的工具作用。但生物學除了關心從分子到器官直至整個生物體的結構和運轉,還要關注起源方面的問題,前者的研究方式與物理學、化學相同,后者則是一種歷史性的探尋。邁爾(Ernst Walter Mayr)以鳥類遷徙為例進行了說明:為什么北美溫帶的鳴禽在8月25日的夜間開始南飛?可以有兩方面的回答:氣溫與光照周期性等環境因素影響了鳴禽的生理方面,它們是鳴禽遷徙的直接起因或近因(proximate causes);冬天食物缺乏以及基因傾向則構成“終極原因”(final cause或ultimate cause)或遠因,演化的歷史使得鳴禽獲得特定基因,從而在相應刺激下進行遷徙;作為對照,同處一地的另一種鳥(如貓頭鷹)就沒有這樣的基因,它們也沒有發生類似的遷徙活動;由此可以看出,終極因是歷史性或發生學的,它注重的是造成功能差異的機制或“變化的緣由”,即現象是如何得來的。⑤

  邁爾的主張漸漸成為生物學哲學的主流觀點,在他看來,進化“排除了任何形式的目的論”,因為它已“為生物界外表上的完善秩序……提供了因果關系的說明”。⑥遵循并繼承基因型形式所表現的歷史性程序,展現了進化過程中生命事件的高度特異性(專一性),即它們只出現一次、不能(以同一方式)再發生。這樣,對于一個生命現象的完全理解,就要求敘述性、起源性的解釋構成其說明的基本部分——不僅研究DNA含有的程序化信息的解碼,還要關注這些信息程序的來歷以及控制這些程序逐代變化的規律。具體表現是,功能并不依附于生物的內部組織,由于所涉及的歷史過程不同,兩個形態上不可區分的結構可以有不同的功能,例如,棲息于沼澤濕地的沼澤鳥,善于在泥濘的地方行走,它們擁有不同于一般鳥翅的沼澤翅,這個貌似能飛的裝置卻不具備飛翔的功能。

  那么,將歷史因素融入起因解釋,是否就追溯到了生命現象的終極因呢?答案并非如此。天文學、地質學、氣象學中也存在演化式的說明,如銀河中的白星變成紅星,這一變化完全是規律性的物理過程引起的。相比之下,生物進化則是變異性的,它從高度變異的種群中選擇特定個體,并在每一代中產生新的變異。問題的關鍵在于適應性。不過,這排除那些由于偶然或幾率所產生的特征——它們可能剛好適應生物所處環境,卻不屬于因對環境適應而帶來的結果,因而并不能視為進化意義上的適應性機制。⑦在生命等級的每一個層面,適應性都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

  然而,適應功能概念本身卻也是有爭議的:有些功能并不顯而易見或具有清晰指向,有些功能則是意外的,這使得功能似乎成為運氣的結果以至于被視為空泛和隨意的東西。⑧典型地如,心臟具有使血液循環的功能,但心臟事實上不是血液循環的充分條件或必要條件。同時,假若僅僅根據生物特征的某個優點就推論其“為何存在”,當我們找到它的瑕疵,是不是也同樣能夠證明其“不適于存在”呢?痕跡器官曾經有某種用途,現在退化了,而且耗費生物的能量,甚至給個體的生存造成困擾,例如人體的智齒、闌尾等。還有些功能保留的器官,其結構存在著明顯的缺陷,例如,人體肺泡只有一個進出口,聲波傳入內耳時能量會衰減,等等。在某種意義上,“大自然是出色的修補匠,而不是高超的發明者”,⑨也就是說,生物經演化后的特征或行為,不一定是最佳,甚至不一定是“好”的,而只是“夠用就行”。

  可見,適應不是針對性狀目前功能而言的。關于個體某性狀的解釋,部分地依賴于對如下問題的回答,即它是如何在個體祖先世系中產生的,因為它在當前得以保留的原因可能是在較久遠的歷史中被自然選擇的原因。需要分清的是:哪些性狀適應當時環境,哪些則適應目前環境。事實上,機體很多現存的特征不是適應性的,或者這種適應遠未令人滿意,有些特征受到生理條件和隨機因素限制,而進化通常只能以已有的特征為起點。一些無用的特征作為經受住了自然選擇的適應性特征的副產品被保留下來;另一些則曾經是適應性的,但后來沒有遇到足夠篩除它們的選擇壓力而得以存留。關于這一點,索伯(Elliott Sober)就明確指出,“關鍵是要看看優勢和適應性如何分道揚鑣——一個性狀是好的(或者比替代品更好)這一事實并不意味著它具有更高的適應度”,自然選擇可以解釋一個種群的性狀頻率,但不能解釋特定生物為何會具有它所攜帶的性狀。⑩例如,自然選擇可以解釋長頸鹿的脖子為什么會是長的,但并不能解釋某一個體長頸鹿為什么擁有頎長的脖子;它可以說明獵豹作為善于奔跑的物種的選擇性優勢,即為什么快速奔跑的特征在獵豹種群中分布廣泛,但并不說明為什么作為個體的獵豹能夠疾速奔馳,而后者似乎是生理學所回答的近因。

  除此以外,還需要區分適應本身以及與適應相關聯的附屬事件。一些隨附或派生因素屬于結構的一部分,但它們的出現并不是這些結構進化的原因。例如,骨骼是某種適應(支撐身體)的結果,而骨的白色是附帶現象(鈣化的產物),與骨骼如何形成并不相關。在遺傳機制中,控制不同表現型的基因可能位于同一條染色體上,于是,擁有該染色體的子代同時擁有這兩種表現型,它們總是相伴出現。例如,動物的毛色和它所分泌的抑菌抗體,當擁有這兩個特征的動物適應環境時,我們不認為與抗菌能力相伴的毛色是適應的結果,因為它與該動物在進化上的適應是無關的。此外,還必須把適應功能及其當前應用區別開來:適應功能是進化的最初目的,而適應的當前應用是針對先前的某個適應而發展的。例如,雁鴨類水鳥會張開翅膀遮住水面,以便看清水中的魚進行捕食;翅膀的這種行為確實是適應性的,但鳥翅的首要功能是飛行,輔助捕魚只是它的當前應用之一。當前應用對于某個結構的繼續保持也許是有價值的,然而它卻無法說明這一結構在進化壓力下的適應性意義。

  接下來的追問是,什么情況下基因變異所產生的特征是與進化相關的?根據布蘭頓(Robert N.Brandon)的觀點,從該特征“如何對其擁有者的適應產生貢獻”來進行進化解釋,這樣的說明就是目的性的說明。(11)如此看來,適應(adaptation)本身就是一個目的概念,即某生物特征C在某特定環境E中可以用來達成目的G,而C對于該物種生存于環境E是必要的,于是,特征C被保留下來(適應)。例如,大象為什么會有像蒲扇那樣碩大的耳朵?回答是:大象肥大的身軀代謝產生的熱量格外多,體溫過高或過低將會對身體造成巨大的損傷,這就需要一個有效的散熱途徑——象耳大而薄且充滿血管,當它們扇動起來時,流經兩耳的血液快速降溫并在象體內循環,從而幫助大象把全身的溫度降低……此處,我們以大象的生存策略來說明象耳的形態。在自然界中,親緣關系很遠的物種會采用相同的方式來適應相似的生存環境。從理論上說,生物的變異在每一層面上幾乎都可以產生出無限可能,但對于一個特定的環境而言,能夠適應并存活的途徑卻為數不多,于是“重復”就在所難免。這也就說明了為什么同樣的特性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趨同進化,例如,昆蟲和鳥類都具有適合飛翔的翅,盡管翅翼的起源與生理結構完全不同。趨同進化顯示出,某一方向性的進化結果確實有可能發生。

  不過,以對機體祖先的幸存與繁衍的貢獻來定義功能,屬于回顧性的說明,而新適應性的首次出現總是非功能性的,只有在它對成功繁衍有現實的貢獻時,才可被看作獲得功能。這一困難如何解決?這就要訴諸前瞻性的解釋:如果某狀態產生某結果的傾向強化了生物體再生產的趨勢,那么該狀態被認為有該特定功能。很多適應都是通過功能的改變來獲得新的功能,比如哺乳動物的耳骨由爬行動物的同源器官(頜)進化而來,于是,生存下來的個體,若其結構擁有新的功能,我們就說它預適應了這種轉變。“預適應”是指“物種在進化史中提前適應了即將發生的事件,這一原則承認結構延續中的功能變化,即中間形態的作用與后來形態的作用不一樣”,(12)從而避免了最初功能的困擾。

  這里需要澄清,目的概念并不意味著自然選擇能夠主動地創造出有利于適應的基因,所謂的目的在客觀上表現為擴展組成它們的基因。目的隨附于擴展適應(exaptation)的當前狀態,而非機體自身的內在狀態。(13)自然選擇也并不未雨綢繆,不會因為某一有害特征最終將實現某一目標而對其有所偏好。如果把進化看作天然的進步過程,那么不斷增加超越環境限制的能力,就成為衡量進步的標準,而這對于日益增長的復雜性或多樣性來說,是一個獨立的變量。自然選擇使那些具有即刻使用價值的結構增大,從而保存了那些碰巧在生存斗爭中占據優勢的個體;它扮演的是淘汰變異的被動角色,而非使個體擁有其所攜帶性狀的主動(創造性)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適應性說明無法被不包含目的的因果性說明所替代,因為適應不僅解釋了演化史視域中生物性狀得以留存下來的原因,而且揭示了生命現象獨有的特征。在機器的構造方式中,不同種類的零件之間不能相互代替,它們受到破壞后也不會復原;與此相反,生命體卻有能力把受損的部分重新修建起來。生命體所特有的自我生長、自我修復呈現出一種整體的指向性“……整個軀干的機體嚴格地限制了各個部分的表達的個體性”,(14)同時對于構成機體的各種組織和細胞而言,它們都為維持自身而存在著,都“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或自治性……在某些情況之下,它甚至可能被看作整體的等同物”。(15)整體與其組成部分之間的統一超越了實體本身的因果關系而呈現為存在性的依賴關系。

  生命的目的也是其作為價值的內在結果而存在的。生命在與其對立面的持續沖突中保持著自己,“在有生命的東西中目的則是內寓于物質之內的規定和活動”。(16)為了克服外在性,生命體必須通過成為進化的候選者來展示和延續自己,因此所謂的目的可以看作一種前提,即那些激發或維持特定生命過程的條件或生命特質所依賴的那些因素:一方面,從進化的角度看,生存條件是最低限度的,若不能滿足,進化就無法發生;另一方面,自然選擇更多地呈現出機體存在條件與種群特征存在條件之間的關系。對于每一生物機制來說,保持這種“自治功能構成了關鍵性的約束”。(17)

  二、目的論“合法性”的質疑與辯駁

  對于以目的性語言描述生物現象的做法,一些學者進行了反駁:目標導向特征可以用動態平衡的伺服機制或系統的負回饋機制來說明,而負回饋則并非生命所專屬的現象,這樣生物學可以被還原到更為一般的物理學,(18)例如,人體體溫總是保持在36.5℃左右,這里涉及的是自動修正外在干擾,如果反饋使得系統能保持一個給定的溫度,那么保持此溫度就是系統的目標。這一疑問其實并沒有構成真正的困難,因為目的性行為不同于負反饋,前者是由行為主體自主實行的活動,后者是行為體受外在刺激推動而做出的反應。它們的差異在于:若外界條件不變,對非自主行為體來說,同樣的刺激會產生同樣的反應;對自主行為體來說,則同一刺激會帶來不同的反應,而且這些反應難以被預測。從中也可以看出,反饋機制僅僅是程序轉譯過程中的執行機制,而目的行為的真正特點在于引發追求目標行為的機制。

  相比而言,較為棘手的問題來自那些被稱為自然化目的論的攻擊:當前生物學的核心觀念是結合了基因概念的綜合進化論,根據該理論,生物之所以具有這樣或那樣的特征并由某個祖先物種演變成新物種,是由于隨機突變以及所處環境中的自然選擇機制所產生的結果,這樣,所謂的目的,可以被還原到隨機的突變和生存環境的自然選擇。(19)在他們看來,終極因解釋并沒有構成與因果說明不同類型的自然律,既然如此,就沒有必要使用目的性概念。尼安德(Karen Neander)把目的論看作一種“省略的(elliptical)因果解釋”。(20)麥克謝拉(Daniel W.McShea)指出,所有看似目標導向的系統共享一個共同的組織,具體地說,它們都包括了在一個更大的結構內移動的實體,該實體以一般方式指導其行為,而不精確地確定其行為,因此目的論屬于組成等級理論的范疇。(21)特普菲爾(Georg Toepfer)強調,作為穩定平衡的動態系統,機體保持不變的是它們的組織,即“各部件之間的相互依賴的因果模式,而每個部件的某些效果與該系統是相關的”。(22)羅森堡(Alex Rosenberg)等人則認為,目的說明模型中的“為了”是在病因學意義上而言的。(23)根據這樣的分析,目的論模式似乎只是因果模式的變種或可以替換為等價的因果形式。

  那么,物種為了適應生存所產生的變異是否真的是隨機的?生物學家普遍認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生命的形式,是由遺傳突變和自然選擇塑造的。照理說,物種隨機變異所產生的大多數突變體與生態系統從未經歷過磨合,更容易被自然選擇淘汰;與此同時,由于沒有經過漫長時間的考驗,它對整個自然系統將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也難以預料。然而,在達爾文主義中,隨機突變不時地會碰到使個體適于生存和繁殖的遺傳組合,個體又能把它的突變基因遺傳給后代。如此完美的巧合不禁使我們生出疑問:隨機的進化過程如何達成有序的一致和較高的規則性?或許人們可以根據DNA進行解釋,但為何有些親緣關系較遠的動物的遺傳密碼十分類似,而具有許多共同形態特征的兩棲動物的DNA卻相差了100倍?(24)另一方面,不同種群生物基因組之間進行的基因測序結果顯示,人類和黑猩猩之間在進化上的分離程度與鼠類動物之間的分離程度大致相同。被自然選擇所影響的偶然突變雖然很好地說明特定物種的變異,但并不能解釋它們的連續變異。問題似乎要回到遺傳因子本身的進化:DNA怎樣產生出保證某一物種具有生存能力的那些變化?進化又是如何通過現存物種的DNA的逐步精致化而持續下去的?

  自然化目的論把目的處理為因果關系的子類或特例,而我們想強調的是,它作為一種與因果說明并列的獨特說明方式,不能被其他不包含任何目的性詞匯的說明方式來取代。因為自然選擇并非一種機械式的試錯過程,它在肯定身體結構的適應性時已經確定了習性的方向,而獲得性遺傳也表明生物對其環境的積極反應如何激發了選擇。盡管突變是隨機的,但世代之間的累積變化并不是任意的,身體通過自身不斷的使用和訓練獲得最適合新行為模式的形狀。表觀遺傳學的進展顯示出進化系統對環境的有序回應,而不僅僅是像遺傳漂變一樣的隨機變化。每個生物都把防衛生命的訣竅儲存在DNA中,它所積累的環境信息遺傳性傳遞在沒有改變其序列的前提下影響了DNA的包裝和表達方式。(25)生命以特定的方式抓住并充分利用一切機會延續和拓展自身,它根據物質世界和其他活體生命來校正和定位自己,它的穩步改善是通過生物內在的驅動完成的。生物體能夠自我孕育、自我建造、自我更新,它是其自身的部署者;相應地,關于它的理論也是自成體系的,具有不可還原的異質性,因此無法被自然化。

  至此,目的性說明的不可替代性得到了辯護。不過,它還遭遇“因果顛倒”的質疑,即用后來發生的事件來解釋一個先前的現象。在因果解釋中,被解釋項是通過“在它之前的或與之同時”的某種原因而獲得說明的,而在目的論中被解釋項的說明則訴諸“與未來的某種特定目標有關”的原因。(26)這違背了我們對因果關系的直覺——尚未發生或未必發生的結果如何能作為已經存在事態的起因?“把生命解釋為本質上與物理過程不同,即由目的而非原因控制,那是與時間方向的觀點不能相容的。”(27)針對這樣的疑慮,魯斯(Michael Ruse)認為,生物學家對于生物特征所提出的目的性說明或功能說明,其實都是在進化歷程中已經發生的事件,因此并不存在“以未來事件說明過去事態”的問題。(28)也就是說,說明順序倒置并不表示將來對現在的影響,而是繁衍和選擇有一個很長的周期:在機體的基因中,信息被遺傳下來,疊加在僅僅是物理—化學的原因上,并且得到延續和累積。從這個角度看,著眼于將來的“目的”是由它過去的歷史造成的。

  事實上,因果倒置的疑惑隱含了“發生于后的必然是結果”的觀點,在這種觀念中,因果關系似乎僅僅是不變的前后連續,或者是偶然表象中的規律性。但目的論解釋所指涉的對象不同于因果說明所要說明的現象,其所描述的結果是邏輯上在先而非時間上優先,借用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有的是潛在地在先,有的是現實地在先……但所謂的在先和在后指在生成上無須他物而存在”,或者說“原理上在先的東西”卻沒有“實體上也在先”。(29)這里,問題的重點不在于結果是否發生,而是以結果作為當前現象存在的解釋為什么可以具有說明力以及為什么不能被已有的因果解釋所取代。(30)兩相比較,可以發現:因果解釋具有如下特征,即表明被期待的如何是現實的結果而不是其他可能的結果;目的論解釋則允許各種單稱的反事實論斷——即便解釋項中提及的事件沒有出現,被解釋項中提及的事件依然會發生。它不僅關涉實際事態的模態模式,而且涉及有關可能世界事態的模態模式。(31)例如,(作為類種的)大象的大耳在過去已被證明其有效散熱的功能,即使(個別的)大象頭上沒長出大耳,象耳對溫度調節仍然有效。

  已有目的論解釋之所以立足艱難,其原因在于它有一個軟肋,即邏輯和語義層面不夠清晰。有鑒于此,我們借助形式化手段解除關于它的因果關系困惑。具體說來就是,目的論定律由某種連接三個變量或類型的斷言構成:ф具有使φ屬于自然類v的功能。目的論解釋看似顛倒了正常的因果次序——ф先于φ,但φ出現在因果定律的前件,而ф出現在后件;其實,這并不矛盾,因為φ并不是憑借它自身出現在前件中,而是作為一個因果條件句的部分出現的。(32)如此,因果倒置的悖論就隨之消失了。舉例來說,許多鳥類的尾巴可以用來輔助飛行,它們能調整速度、改變方向、控制升降,以保持身體的穩定和平衡,關于鳥尾的目的論判斷由下述命題構成:某物屬于鳥類,且有尾巴是保持空中平衡的一個必要條件,以上事實的合取導致了該物有尾巴;尾巴和空中平衡之間的這種依賴性關聯,是對“鳥類有尾巴”這一現象的解釋——如果它們的祖先沒有尾巴,那么鳥就不會成功地生存并繁殖。與此類似,翅膀的出現和飛翔之間的關聯,是具有翅膀的祖先成功生存下來的必需條件,即它們的幸存導致有翅膀的物種成為鳥,而作為物種個體的鳥長出了翅膀。

  進一步講,具體的生物模態事實受到物種特有的發育程序的限制:當且僅當x位于現存生物體的發育程序的范圍內,X在生物學上才是可能的,反之則不可能;如果沒有x的發生,現存生物體的發育程序無法完成,那么X在生物學上就是必需的。(33)當然,生物的形態學空間不是穩定的,它隨著發育程序的變化而變化。例如,現存生物的滅絕使得相關的發育程序不復存在,于是,先前在生物學上可能的東西可能會變得不可能;相反,如果必要的發育程序出現,那么現在生物學上的不可能也許將來會成為可能。從這個角度看,目的論的表現形式為:由于模式ф(在類型v的機體中)負載信息φ,所以模式ф存在。換言之,當一個具有使某機體負載某潛在信息之功能的狀態出現時,對該機體來說,該信息就變成現實。這里,目的是一種必要而非充分條件,也即未來某時刻的某狀態并不蘊涵它在過去任一時刻的狀態;目的因是非對稱性的,它暗含了一種個體與其當前狀態中不完全實現的形式之間的依存關系。目的論解釋并不是在必然性層面上給出為何存在的原因,而是在面向未來的維度思考它如何成為可能——目的意味著它們存在著成為另一種樣態的可能性。

  以上我們解決了因果顛倒的困擾,不過,目的論解釋還可能會遇到“非存在的意向性客體”(34)的困境:許多生物現象并不具有意向性,目的論的解釋力如何得到保證?譬如,心臟促動血液循環,但心臟的泵血功能本身明顯并不具有意向性。對于這種懷疑,我們必須澄清關于目的的誤解:所謂的目的不是意識性的傾向,不涉及動機,不應被理解為“意圖”。目的論不包含意向性,后者是一種心靈的能力。生物體的某項實際功能并不會因生物體意向所指就產生。某一特征只有在它能夠正確執行它之所以被選擇的功能時,它才是功能性的;而當它缺乏這一能力時便是功能障礙。目的論解釋是參照當前的狀況而觀察過去的一種特定樣式,但不意味著進化路線具有主動目標或進化預先設計了方案。例如,大象碩大的耳朵可以散熱,其意思不是大象意識到大耳可以散熱,因此特意長出這樣的形態。“目的”不代表預期的任務,不面向某個先前的計劃或未來的具體時間,而是被看作一種某一特定行為的活動傾向。因此,目的論解釋不同于創造論,在選擇的意義上,進化沒有預定的方向和階段;但在發育的意義上,進化的方向卻是顯然的,即機體的各個部分不僅互為目的與手段,而且以機體整體為依歸。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以第三人稱視角看待目的與結果的聯結,即觀察者賦予了因果過程以規范性價值,那么,那些意向性的詞匯如故障、失靈、運轉良好等也是“說得通”的。目的的準規范性概念使我們更好地理解機體的活動及其相關情形,因為生存著的個體既對需要敏感又對滿足需要之物敏感。從這個角度講,某一生物特質對組織的自我維持起到的作用,是這種特質及其傾向在組織中存在的原因。合目的性近似于和諧的觀念,并被運用到組織形式及其相互關系的觀察與解釋中。一個較為著名的例子是,威爾遜(Edward O.Wilson)在觀察螞蟻的活動時發現,一些工蟻存在多態現象而且其品級行為的模式也多種多樣和不可預測。為什么有這些不同形式的工蟻?威爾遜的回答是,這些不同形式的工蟻具有勞動分工。大型大頭蟻可以作戰或保護巢穴,形體中等的主要從事切葉或將碎片帶回巢穴,小型工蟻則用來筑巢或喂養卵和幼蟲、照顧蟻后,等等;每只螞蟻因不同的形狀而承擔了不同的功能。(35)從目的視角切入,威爾遜就解決了螞蟻形態變化和變異品級的難題。目的作為一種隱喻在生物學中具有啟發作用:(36)生物組織被看作有意義地聚集在一起,而它們的功能被看作同時是生物特性的結果和原因,這樣我們就“對傾向性的結果及其存在原因以新的途徑進行了概念融通”。(37)

  將目的論作為科學解釋的一種形式,這種原則在康德那里已得到詳細論述。在康德看來,單純的機械解釋是不充分的,完整的解釋需要借助目的論的觀念論。目的論觀念的價值在于,它能夠指引人們去發現機械解釋的根據,幫助人們探尋身體器官甚至最微小的部分通過什么動力因才能達到其結果。承認在自然中存在如此秩序(盡管它在何處以及在多大范圍上存在仍未確定),已成為一個合理而有效的“認識能力的調節性原則”,(38)一種統一人類知識的理性的工具。

  不過,必須指出,目的并非對象的構成性原則,“憑借它只是獲得了一條線索,來對自然物……按照某種新的合規律的秩序而加以考察……加以擴展,卻不損害自然原因性的機械作用”,(39)作為一種先驗的反思原則,它體現出認知能力間的協調統一是所有經驗認知之所以可能的主體規約,但這種目的不能被看作類似實體結構那樣的東西,也不可被刻板地規定。對于相同環境帶來的挑戰,應對方式可能有許多;某種方法可能比另一些方法更成功,但其他方法的成本也可能抵消其優勢。自然選擇將生物的存活和繁衍綜合起來考慮,在已有的生理結構基礎上加強其擁有的性能,而不是從頭開始產生新的結構。這樣的解決方案遠不完美,甚至也算不上當下情況的最優解,但它付出的代價更小,并且不會趨向更糟糕的途徑——通過選擇進化出的特征,相對于它之前的特征是一種改進(即使僅僅在一個短暫的階段)或當前的替代適應。

  三、超越傳統的科學解釋模型

  由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目的論說明作為一種科學說明模型帶有主觀成分,但這并不代表它是隨意的或缺少客觀性。盡管如此,目的性解釋沒有被納入傳統的科學解釋類型。在邏輯經驗主義的框架中,科學理論包括諸多定律,后者具有通用性、一般性和必要性的特征,科學解釋正是以普遍事實和演繹必然性或高度概率性為基礎,論證被期待發生的事實。然而,這樣的規則主要著眼于物理學,這是因為那時物理學發展得最成熟也最為嚴密,而探究生命世界的努力則較少受到關注,生物學的主題沒能在哲學的文獻中被充分地討論甚至不曾被提及。

  如今,伴隨著生命科學的突破性成果,人們已經知道,生命世界并不嚴格遵從經典科學哲學家以物理學為標本所描畫的科學圖景,對各種生物現象進行研究而建立起的很多理論,很少在證偽意義上被檢驗。例如,根據孟德爾分離定律,顯性基因與隱性基因的性狀分離比為3:1,假設在一千次試驗之后,95%的植株呈現出顯性特征,那么,假說被證偽了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一百萬次試驗中99.9%顯示出顯性特征,是否能夠被認為得到了證偽?此外,假說—演繹推理通常被作為對判決性實驗進行檢驗的方法,但在生命科學中,嚴格的實驗條件并不能確保實驗完全受控,那些不一致的結果不意味著理論就此被證偽,而結果一致的實驗也可能是由于未知的不受控因素的干擾,被誤當作合格數據從而導致了“偽重復”(即假說—演繹推理的失敗),這也是觀察和比較在生物學研究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原因。

  除此之外,生物學中較少律則性解釋,而更多地是一系列觀測結果和事實的集合。即便存在現象層面的定律,這些定律也帶有領域內的特異性,例如,孟德爾定律就是存在大量反例的粗略歸納,其例外包括連鎖遺傳、畸變等位基因等。(40)在物理學中,某一特定的過程或條件可以由某個單獨的定律或學說進行說明;而在生物學中,某種特殊的適應現象可能由一些不同的進化途徑引起,某一個體表現型的適應條件可能是基因型嚴格規定的,也可能是由反應模式造成的……它們都不是對某一單個外界因素的固定應答,而是對多種選擇力的平衡。一個基因可以同時影響表現型的若干方面,而表現型的每一成分又受多基因的影響,這種普遍存在的基因之間的相互作用對于個體的適應度和選擇的總體效應十分重要。(41)進化涉及個體、群體和物種,個體是選擇的主要對象,群體是多樣化進化的舞臺。這些多元的可能性連同生命科學特有的概念(如選擇、競爭、利他、族群等),使得演繹—推論的解釋方法并不適用于生命科學。

  當代生命科學已從單純的組分研究發展到了組學(-omics)研究階段,它所提煉出的經驗事實特征的符號,明顯有別于物理學符號。在物理學中,不同系統的符號可以對于同一理論適用。然而,生物學領域的知識和實踐以生命整體為基礎,某些活動描述對于獨立的部分來說可能是正確的,但對于處于整體的部分來說則未必如此,這樣我們就不能滿足于只適用于部分過程的符號。而且,物理學中不乏虛構的代號或簡化的模型,但作為生物學理論代表的符號通常要能夠展現具有特定性質的組織并顯示一種完形特征——生命體只有在關聯中才獲得意義。

  傳統解釋模型的局限激起了哲學家們對科學解釋的本質的反思,薩爾蒙(Wesley C.Salmon)批判了“經驗主義的第三個教條”,科學解釋的邏輯結構由此涵蓋了更加豐富的種類,包括機械解釋、演繹—律則模型、推理—統計模型、概率模型、偶然性解釋、發生學模型、功能模型(或目的論模型)等。(42)目的論解釋關注的是“某一單元在維護或實現它所屬系統的某些特征方面所履行的功能(或功能失調),或某一行動在導致某個目標中所起的工具作用”,(43)確切地說就是初始狀態的選擇依賴于我們對未來的期待。

  目的性反映了“未來實現的事”對既成事實的約束,但它拒絕以下兩種錯誤的假設:(1)被如此說明的事物和活動是有意識的力量或這種力量的產物;(2)既有的東西包含著對未來的指涉,換言之,未來因果地作用于現在。理解的關鍵在于,生命體對應的“目的”概念并非一種實用上的目的,也并不訴諸超驗的、超自然的因素,而是一種由遺傳程序指引的目的性。就朝向產生遺傳密碼并且這一信息能提高種群在所處環境中的繁殖適合度而言,機體能夠承受內部和外部的失調和干擾,它擁有產生定向DNA編碼的能力,并且實際上形成了由適應傾向所指示的軀體結構、行為方式和調節機制。如此,生物體在其生命周期里不斷地進行著自我構建:一方面,生物體是自我生成的——它是它自身的驅動力量;另一方面,生物體的目的是形成它本身,它成為它自己的目的。

  在科學解釋方面,越來越多的哲學家認為,因果模型不足以對現象進行解釋。(44)因為變量之間的作用可能是非因果相關的,盡管它們決定了其他要素間相互關系的發生、水平與機制。科學中的確存在很多形式的非因果解釋,例如,律則模型不要求事件的因果結構或關系作為必要成分或扮演重要角色,而發生學模型也不尋求被說明項中所陳述事實發生的充分條件。非因果解釋的要點在于,解釋項中的謂詞所涉及的特性對于被解釋項而言不一定是因果有效的,因為解釋所傳遞的因果信息在某些地方是非特異性的,也即,引起結果的效應并非憑借該特性而產生。因果解釋與非因果解釋提供的是不同種類的信息,后者注重的是支配某一現象的重要規律,相比之下,“規律更為根本,沒有任何因果關系可以獨立于規律”,“自然律是對性質的傾向性實質(dispositional essence)的描述”。(45)模型只是對世界的部分表征或不同視角的表征;人們對于同一個自然界擁有不同的說明模型,它們有時甚至是看似矛盾的,這源于世界的復雜性以及表征方式的限制。(46)唯其如此,非因果解釋與因果解釋都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同解釋的多樣性,并主張對現象進行多元的說明。

  不僅對于同一種現象,我們可以采用不同類型的解釋,而且我們所選取的類型也反映了學科的相應特征。例如,樹上的蘋果為什么會落地?假如你說,成熟的蘋果釋放出乙烯和脫落酸,導致葉柄基部形成離層,果柄細胞處于游離狀態,枝條的力量不足以支撐蘋果而斷裂,那么,你運用的是機械性解釋,你是在回答物理學問題;當你說“植物為了散播種子繁衍后代”時,你回答的是演化方面的問題。不同說明模型展現了其所要說明對象的不同結構或結構的不同方面,它們之間通常是無法等同或彼此還原的。直接因果說明分析了因果序列的鄰近結果,即構成生物特征的物質特性導致了什么以及這些結果又引起怎樣的行為方式,而目的論則使用整體的穩定存續與適應性去說明為什么生物具有某種功能。那么,哪一種解釋最佳呢?事實上,每種模型不是唯一的解釋,不同模型之間并不一定具有互斥性,我們可以根據具體情境采取相應的解釋類型。同時,模型是與其目標相協調而不是作為單獨的模型出現的;(47)使用哪種模型取決于解釋者的解釋目標,例如微觀演化現象與宏觀演化現象通常呈現出大相徑庭的解釋路徑。(48)按照這樣的理解,判斷解釋類型是否合適的標準,要依據不同的對象和視角進行調整。

  目前,分子生物學的發展揭示出遺傳學、進化論、解剖學、胚胎學等學科概念之間的統一,這種統一落實到生命共同具有的最低層次,即分子層次。于是人們很容易認為細胞的目的性行為的本質就取決于這些過程的化學性質和分子機制。然而,實際情形是,分子遺傳學的基本理論并不獨立于較高層次的理論,前者無法建立起關于整套生命現象(如發育、遺傳)的解釋。在生物體或細胞中,即便是最輕微的分解,也會改變與生命相關的性質,因為能量代謝、信息交換以及生物反應所依賴的環境都發生了變化。生命所擁有的特征,僅僅從其組成部分思考,是不能被發現或理解的,其原因在于整體“導致或規定(而非匯總)”其部分的性質,后者并不存在于組分本身,而是在它們的相互作用中產生的超越屬性。

  與此相關的進一步思考是:模型的多元化和概念間的統一是否暗示了科學解釋觀念中更為深層的東西?生物學所探討的主題、歷史、方法和形而上學觀念,與物理學有著根本的差異。生物體除了遵循物理學所發現的物質定律,還服從另一套無生命世界所沒有的規律,因此物理學無法解答生物世界所獨有的性質。依據物理學所建立的傳統科學哲學由本質主義(essentialism)、普遍律和還原論所主導,而生物學則更多地關注歷史敘述、多元可實現性、整體約束和操作方式。(49)如果對科學解釋的統一說明是可能的,那么可行的方法是繼續審視現有的機械解釋的局限性,并尋求超越局限性的擴展途徑——既可以探索替代模式,或者沿著律則模式的方向,或者循著因果模型的路線(從而解決關于因果關系的必然性及其解釋形態問題);也可以把形而上學的啟示作為對解釋本身進行深入分析的一種進路。但無論如何,只有著眼于不斷發展的研究對象和生物學實踐,我們才有可能取得關于如何從總體上解釋生命的突破性進展。

  四、從目的論解釋管窺生命觀的發展

  生命是什么?早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就試圖去認清所謂的生命物質或生命力量。套用亞里士多德的分類,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以下四種原因共同構成了對生命的完整解釋,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四因:(1)生命由什么構成(質料因);(2)(就產物而言)成為什么樣的生命體(形式因);(3)(就主體而言)什么產生了生命(動力因);(4)生命現象之所以存在或改變的原因是什么(目的因)。(50)關于(1)和(2),在過去的一百多年,化學生物學和遺傳學已經揭示了生物體的組成結構,并且發現了分子層面的無數細節,從而在物質和形式上靜態地解釋了生物體。(3)和(4)針對的是動態的變化過程,雖然早在19世紀細胞學說給予了明確的回答,即個體的所有細胞都是由原有細胞分裂產生的,但對于生命的起源以及生命現象改變的原因,依然歧義紛爭、莫衷一是。

  如何看待生命的本質的問題自16世紀以來一直是各派爭論的焦點。其中機械論斷言,生物和無生命物質并無區別,這就是所謂的機械論。而反對派活力論則認為,生物體具有一些無生命物質所不具有的特質。生物學的思想觀念自此在這兩者間搖擺:某些時期,機械論取得優勢,而在另一些時期,活力論者似乎又占上風。機械論在拉美特利出版了《人是機器》一書時達到巔峰,但緊接著活力論又枝繁葉茂。18世紀末,針對機械論、理性主義的統治,哲學界開始了對啟蒙運動的反動,復蘇了具有新柏拉圖主義色彩的浪漫主義,后者連同自然神學擴展到自然哲學,其表現是以生物來取代機器,主張生物各物種具有共同的原型;原型是一種“理念化的最簡單生命結構類型”,(51)它強調類型之間的先驗統一,強調自然與精神的統一。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解剖學家比恰特(Xavier Bichat)以機械論方式研究生命,卻得出支持活力論的結論:(1)不穩定性和無規律性在所有生命中留下痕跡,它們使得生命現象區別于規律性顯著的物理現象;(2)重力、親和力和彈性等是非生命屬性,敏感性和收縮力則代表生命的特性——它們并不是物質分子中所固有的,相反,一旦分離的分子失去有機排列,這些特征就會消失;(3)目的性行為是檢測相關刺激(敏感性)并以有利于生存的方式對它們做出反應(收縮性)。(52)這表明每一細胞都隱藏著一種能調節生物發育的生機力或目的性,暗示了活力論的復燃。不過,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為機械論的復興樹立了典范。

  總體看來,機械論和活力論都有其合理之處:的確不存在抽象的生命物質,而生物和無生命物質也具有本質的不同。事實上,活力論的衰落,并沒有導致機械論的勝利,兩者的思想對立發展出機體論范式。(53)機體論理念對生物本質的看法逐漸取得共識:在分子層次,所有的功能都是遵循物理化學定律的;在細胞層次,大部分的功能也符合物理化學定理;但生命的特殊性并非來自它的構成元件,而是元件的組織方式。組織超越了單純的元素集合,而使生命表現出目的性。

  后基因組時代,科學家在更為復雜的層面上以更全面的視角分析生命現象,活力論重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研究發現,從蛋白質、細胞直至胚胎等的各級生命結構顯然是基因的產物,但功能的機制通常遠離基因序列信息,在這樣的情況下,生物學家借鑒系統論的思想,通過機制把不同組織水平聯系起來,融合細胞研究和機體研究,提出了“分子活力論”。(54)它所關心的是,生命或其功能屬性這些并不存在于分子本身中的東西,是如何從其特定的組織形式和分子過程間的相互作用中產生的。它把生命體最基本的單元作為整體進行研究而不是像分子生物學那樣獨立地描述它們。當然,在研究程序上,抽象的、分析的方法仍然不可或缺,這就需要關注在受控條件下為便于研究而選擇出的那些特性,否則,所謂“整體”、“統一性”、“不可分割”的觀點很可能成為空洞無物的話語。由此也再次印證了系統與還原這兩種方法是互補的,每一種觀察視角和研究方式都豐富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縱觀以上由認同和否定“目的”而引發的生命觀的發展,我們可知,“生命”一詞只是生存歷程的具體化表述而非獨立的實體指稱;作為一種存在,它展現為一個包含不同層面(如生長、發育、代謝、繁衍、生態平衡等)的過程。雖然很多時候,如果不考慮來自較小成分的組成以及更大組成的系統的影響,就不可能完全理解那些處于中間水平的生物實體,但我們須清楚,實體層次結構是過程層次結構的一種抽象,它只是為便于科學推理做出的簡化描述,僅僅表示,作為一個完整體系的實體可以在適當的層級中得到分析,那種存在著清晰分明的對象層次的印象無疑是一種錯覺,因為真實的實在——大至數億年的漫長的宏觀進化,小至納秒水平的瞬間細胞化學反應——都是一系列嵌套的過程。(55)

  在生命話題的探討中,目的論幾乎與人類文明本身一樣古老,而不同時代的科學回答體現了理解程度的差別,總的趨勢是所提出的解釋方案越來越具體。當今生物學的分化在廣度和深度上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每個分支的生物學家專注于特定分子、激素、解剖結構的精密研究,卻未及考慮與生命本質有關的哲學問題。另一方面,科學哲學因其自身的詞匯、方法和概念結構的限定,未能與其他哲學學科保持充分的交流與溝通。但科學問題通常不是某個孤立的領域現象所引起,而是從各種事實之間的關系中產生的。如果不能以開放的視角環顧整個生命科學的發展,如果不對那些與形而上學緊密相關的生命問題提供一個融貫的觀點,那么對關于生命科學的哲學辯護就沒有說服力。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借鑒、融合多學科的成果和研究方法,把對科學哲學的經典研究深入到生命科學,汲取可能世界框架下科學說明的形式語義學,通過反駁最具挑戰性的目的懷疑論即自然化目的論,澄清目的解釋的邏輯架構和適用語境,并展現目的論作為可靠推理形式的知識論特征,力圖使生命科學的解釋具有更加堅實的根基。當然,本文的研究僅僅是一個初步探索,更深層次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筆者期待以此既拓寬科學哲學通論的研究范圍(使具體的科學解釋研究向具體科學領域延伸),也深化它對部門科學的啟迪和反思,并通過這樣的對話和融通進一步表明,位于諸多學科領域的交界處的生命科學,在應用這些學科的同時拓展延伸它們,但它不僅僅是各參與學科在生命系統中的聯合應用。這或許回應了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即生物學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其自身的科學基礎,而不是被其他已有學科的科學哲學所支配。

    注釋:

  ①文德爾班:《哲學史教程》,羅達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551、774頁。

  ②Michael Ruse,"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the Question of Teleolog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vol.58,2016,pp.100-101.

  ③參見李建會:《目的論解釋與生物學的結構》,《科學技術與辯證法》1996年第10期;《目的論解釋及其合理性》,《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5月17日,第2版;趙斌:《淺析生物學解釋中的目的論問題》,《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09年第4期。

  ④參見蒂姆·盧恩斯:《功能》,莫漢·馬修、克里斯托弗·斯蒂芬編:《生物學哲學》,趙斌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671-673、676頁。

  ⑤恩斯特·邁爾:《生物學思想發展的歷史》,涂長晟等譯,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6頁。

  ⑥恩斯特·邁爾:《生物學思想發展的歷史》,第337、352頁。

  ⑦Daniel W.McShea and Robert N.Brandon,Biology's First Law:The Tendency for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to Increase in Evolutionary System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ll.

  ⑧Justin Garson,"Function and Teleology," in Sahotra Sarkar and Anya Plutynski,eds.,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ing,2008,pp.525-526.

  ⑨參見斯蒂芬·杰·古爾德:《熊貓的拇指》,田洺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7頁。

  ⑩Elliott Sober,Philosophy of Biology,Colorado:Westview Press,2000,p.83.

  (11)Robert N.Brandon,"Teleology in Self-Organizing Systems," in Bernard Feltz,Marc Crommelinck and Philippe Goujon,eds.,Self-Organization and Emergence in Life Sciences,Dordrecht:Springer,2006,pp.268-269.

  (12)斯蒂芬·杰·古爾德:《自達爾文以來》,田洺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74-75頁。

  (13)Massimo Pigliucci,"The Nature of Evolutionary Biology:At the Borderlands Between Historical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in Kostas Kampourakis,ed.,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Dordrecht:Springer,2013,p.91.

  (14)懷特海:《思維方式》,劉放桐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28-29頁。

  (15)昂利·柏格森:《創造進化論》,肖聿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第40頁。

  (16)黑格爾:《哲學科學全書綱要》,薛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8頁。

  (17)Matteo Mossio and Leonardo Bich,"What Makes Biological Organisation Teleological?" Synthese,vol.194,no.4,2017,p.1089.

  (18)參見Paul S.Agutter and Denys N.Wheatley,Thinking about Life: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y and Other Sciences,Dordrecht:Springer,2008,p.213.

  (19)André Ariew,"Teleology," in David L.Hull and Michael Ruse,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77-179.

  (20)Karen Neander,"The Teleological Notion of 'Function',"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69,no.4,1991,p.467.

  (21)Daniel W.McShea,"Upper-Directed Systems:A New Approach to Teleology in Biology," Biology & Philosophy,vol.27,no.5,2012,pp.663-684.

  (22)Georg Toepfer,"Teleology and Its Constitutive Role for Biology as the Science of Organized Systems in Natur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vol.43,no.1,2012,p.113.

  (23)亞歷克斯·羅森堡:《科學哲學:當代進階教程》,劉華杰譯,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8頁。

  (24)Y.B.Sun,"Whole-Genome Sequence of the Tibetan Frog Nanorana Parkeri and the Comparative Evolution of Tetrapod Genom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vol.112,no.11,2015,pp.E1257-E1262.

  (25)Virginia Hughes,"Epigenetics:The Sins of the Father," Nature,vol.507,no.7490,2014,pp.22-24.

  (26)John Hawthorne and Daniel Nolan,"What Would Teleological Causation Be?" in John Hawthorne,ed.,Metaphysical Essay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272-274.

  (27)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伯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第150-151頁。

  (28)Michael Ruse,"Teleology:Yesterday,Today,and Tomorrow?"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vol.31,no.1,2000,pp.213-232.

  (29)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苗力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01、267、253頁。

  (30)參見邱獻儀:《生物目的性現象的科學說明之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中正大學,2013年,第128-136頁。

  (31)Jenann Ismael,"An Empiricist's Guide to Objective Modality," in Matthew H.Slater and Zanja Yudell,eds.,Metaphys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109-112.

  (32)羅伯特·孔斯:《重塑實在論》,頓新國、張建軍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9-80頁。

  (33)Stephen Boulter,Metaphysics from a Biological Point of View,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3,p.131.

  (34)卡倫·尼安德:《心理表征的生物學路徑》,莫漢·馬修、克里斯托弗·斯蒂芬編:《生物學哲學》,第696頁。

  (35)威爾遜:《昆蟲的社會》,王一民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年,第174-178頁。

  (36)參見David Depew,"Conceptual Change and the Rhetoric of Evolutionary Theory:'Force Talk' as a Case Study and Challenge for Science Pedagogy," in Kostas Kampourakis,ed.,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Dordrecht:Springer,2013,pp.125-133.

  (37)Cristian Saborido,"New Dire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A New Taxonomy of Functions," in Maria Carla Galavotti et al.,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Dordrecht:Springer,2014,pp.235-249.

  (38)康德:《判斷力批判》,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頁。

  (39)康德:《判斷力批判》,第229頁。

  (40)Alex Rosenberg and Daniel W.McShea,Philosophy of Biology: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New York:Routledge,2008,pp.46-47.

  (41)Peter Godfrey-Smith,Philosophy of Biolog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p.93-95.

  (42)Wesley C.Salmon,Four Decade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6,pp.154-177.

  (43)歐內斯特·內格爾:《科學的結構——科學說明的邏輯問題》,徐向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第26頁。

  (44)Erik Weber et al.,Scientific Explanation,Dordrecht:Springer,2013,pp.28-29,30,32.

  (45)Alexander Bird,Nature's Metaphysics.Laws and Propert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71,43-47.

  (46)Michel Morange,"Is There an Explanation for...the Diversity of Explanations in Biological Studies?" in Pierre-Alain Braillard and Christophe Malaterre,eds.,Explanation in Biology:An Enquiry into the Diversity of Explanatory Patterns in the Life Sciences,Dordrecht:Springer,2015,pp.31-44.

  (47)Isabelle Peschard,"Making Sense of Modeling:Beyond Representation," 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1,no.3,2011,pp.335-352.

  (48)Angela Potochnik,"Biological Explanation," in Kostas Kampourakis,ed.,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Dordrecht:Springer,2013,pp.52-53.

  (49)參見Elliott Sober,"The Multiple Realizability Argument Against Reductionism,""Evolution,Population Thinking,and Essentialism," in Elliott Sober,ed.,Conceptual Issue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6,pp.301-316,329-340; C.Kenneth Waters,"No General Structure," in Matthew H.Slater and Zanja Yudell,eds.,Metaphys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81-104.

  (50)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7頁。

  (51)皮特·J.鮑勒:《進化思想史》,田洺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2頁。

  (52)Paul S.Agutter and Denys N.Wheatley,Thinking about Life: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y and Other Sciences,Dordrecht:Springer,2008,pp.110-111.

  (53)Nicholson and Gawne,"Neither Logical Empiricism nor Vitalism,but Organicism:What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 Wa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vol.37,no.4,2015,pp.358-376.

  (54)M.Kirschner,J.Gerhart and T.Mitchison,"Molecular 'Vitalism'," Cell,vol.100,2000,pp.79-88.

  (55)John Dupré et al.,Processes of Life: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188-18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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