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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外交70年:回顧與思考
2019年10月06日 21:0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孫璐 王緝思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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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70年來,新中國外交櫛風沐雨,波瀾壯闊。關于新中國70年外交的時間分期,國內外學者有著不同的看法[1]。有學者認為,從1949到1989年,中國外交在尾數為9的年份總是發生重大、方向性的變化,因此可以基本構成中國外交的分水嶺[2]。同樣,1999年和2009年,也看作是對中國外交構成巨大挑戰的年份。為方便起見,本文以10年為界,分7個階段梳理新中國外交70年來的重大理念與實踐變遷。這7個階段分別為:“一邊倒”(1949—1958年)、“反帝必反修”(1959—1968年)、“反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1969—1978年)、“獨立自主和平外交”(1979—1988年)、“韜光養晦 有所作為”(1989—1998年)、“堅持和平發展道路”(1999—2008年)、“積極進取 互聯互通”(2009—2019年)。

  第一個十年(1949—1958年):“一邊倒”

  1949年春夏,毛澤東先后提出新中國外交要實施“另起爐灶”[3]、“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4]以及“一邊倒”的三大外交決策。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報告也提到,當時中國“最高的國際義務”和“對外政策的基礎”是加強同蘇聯東歐國家的團結。然而,從斯大林逝世開始,所謂“牢不可破的、永恒的”中蘇友誼出現了明顯裂痕。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譴責斯大林搞肅反擴大化和個人專斷、個人崇拜,隨之受西方煽動支持的波蘭和匈牙利國內政治動亂開始,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等公開宣稱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1958年中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以及為支持中東國家反美斗爭的炮轟金門軍事行動,都沒有得到蘇聯的支持,愈發加深了毛澤東對蘇聯“修正主義”傾向的懷疑,為中蘇徹底分裂和“一邊倒”戰略的終結埋下了伏筆。隨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問題日益突出。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經過慎重考慮,決定派遣志愿軍赴朝參戰,迫使美軍撤退到北緯38度線以南。1953年7月,朝鮮戰爭正式結束。從1954年到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臺灣海峽完成了幾項重大軍事行動,使臺灣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的計劃破產,同時粉碎了美國制造“兩個中國”的圖謀。在1954年關于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中蘇兩國聯合外交行動暫時維持了地區和平。通過在朝鮮、臺灣海峽、印度支那三條戰線上的軍事和外交較量,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十年的國家安全環境得到了基本保障。

  新中國外交的另一條重要戰線,是同鄰國以及亞非拉其他國家開展友好往來,以便穩定周邊,打破西方外交封鎖,擴大反帝統一戰線。客觀上,中國的歷史和地理環境決定了同周邊國家關系的復雜性。中國對蘇關系出現嫌隙之后,加強對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和援助,顯得尤為迫切。1953年12月底,周恩來在會見來訪的印度代表團時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有29個國家參加的亞非會議上,中國本著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精神,積極倡導處理一切國家間關系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取得了重大外交成功。

  這一時期的外交戰略可簡單地概括為“一邊倒”,即與蘇聯結成全面的政治、經濟、軍事同盟,同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國家一道開展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陣營斗爭,這也決定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是學習蘇聯。“一邊倒”戰略奠定了新中國外交第一個十年的基本格局,確定了這個時期中國在東西方冷戰中的地位與作用。“東方壓倒西風”的論斷,即世界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影響著當時中國外交的整體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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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孫璐 王緝思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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